1994年年底，我第一次出国，首站夏威夷，然后是西雅图。也许是从小学英语的缘故，美国带给我的所谓文化震撼并不大，我甚至有些意兴阑珊：“原来出国就是这样啊！”我平日里娇生惯养，最怕吃苦，唯独出国，我坚信只有痛苦才能诗意。
我理想中的出国该是凄美的。先凄，才能美。
我要去餐馆打工，但不是当女招待，电影里的女招待都系白色镶荷叶边的围裙，把腰勒得细细的，黑色制服裙下露出修长的小腿，她们一边给客人添咖啡，一边风骚地打情骂俏。这不仅轻浮而且难度太大，最主要的，这不符合我吃苦的标准。我该去厨房，双手浸在滚烫的水里，清洗着面前堆积如山的盘子。一不小心，泡在水底的刀叉刺破了我的手指，鲜血一滴滴染红了水池。我抬手用衣袖擦擦被汗水湿透的脸颊，再将手指放到唇边用力吮吸。身后传来老板娘催促的声音（要纽约口音，听上去更像资本主义社会），我深吸口气，微笑着继续洗我的盘子。如果是拍电影，这时背景该响起高亢的女声：“抖落异地的尘土，踏上遥远的路途，满怀痴情追求我的梦想，365日年年地度过，过一日，行一程。”
对我而言，这才是真正的出国留学。可惜，这样的日子我一天也没有过。初到美国，能让我兴奋的只有两件事：逛商店和看电视。
先说逛商店。每次一走进占地足有足球场大小的safeway（华盛顿州到处可见的大型食品超市），我就兴奋得喘不过气来，总是急不可耐地拽过一辆手推车，闷头向水果区域杀将过去。我最喜欢的普罗丝特问卷里有一个问题是：“If you could choose what to come back as，what would it be？”（如果你能选择来生，你希望变成什么？）
“神啊，把我变成水果吧。”我总是边偷偷揪一个大大的提子放进嘴里，边这样在心里感叹。
买完水果，我总是去甜品柜台转一圈。最可恶的是那个甜品柜台里的胖阿姨，每次见到我就伸出肘棒似的白胳膊，脸上笑成了一朵花：“鲁豫，快过来尝尝这个，好吃极了。你得多吃点，你太瘦了。”
在safeway买了第20个纽约奶酪蛋糕后，我绝望地发现自己重了好几磅。再走进safeway的大门，我低头推车，眼睛瞟都不瞟甜品柜台一下。美国胖阿姨依然故我，隔着老远就冲我挥手。我好似和她有仇一样，狠狠地盯着她和那些挨千刀的蛋糕：“饶了我吧，我可不买你的甜点了。我最近都长胖了，这都怪你。”
“得了吧！”她咯咯地笑个不停，胖手上端着好大一块南瓜馅饼，黄澄澄的好像要流出油来似的。“尝尝吧，我刚烤的。”
我把脸板得更长了，一本正经地说：“你要知道，我在中国可是个电视明星。我必须要控制体重，否则观众会不干的。”
“Really？”（真的啊？）她一脸困惑的表情，“那你们中国的明星都像你一样瘦吗？那也太可怜了。我喜欢奥普拉，她可一点都不瘦，但我觉得她美极了。”那是我第一次听说奥普拉的名字。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King，看DavidLetterman，看JayLeno，看BarbaraWaters，看DianeSawyer，还看DanRather、PeterJennings、TomBrowkow、KatieCouric和Connie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LuYu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5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
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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