逃课飙车同居 低龄留学多少风险未评估？

　　过关 从地下室搬到二楼

　　第一年难关不断，“苦到几乎想要抓头发撞墙。”这个看起来阳光的大男孩回忆起那时候的“惨痛经历”还心有余悸。

　　第一难过的就是语言关，出国前乔小南对自己的英语水平还挺有信心。“我在上外附中，至少上了六年的英语课，接受的是全英语的教学方法。但跑到国外的学校，始终还是很难适应。”由于看不懂题目，他几乎没法答题，“我到了国外直接读的是国外高三的数学课。实际很简单，差不多就是国内初三、高一的难度。但由于看不懂题目，考试的成绩总是差强人意。”再加上时差和思乡的因素，睡眠质量也很差，有时候就干脆不睡，努力自我补习。

　　然后是身边没有朋友带来的孤独感。刚刚到温哥华，举目无亲的乔小南被强烈的孤独感笼罩。“我是个挺闷的人，不是很喜欢主动和人交流，就更难交到朋友。”到那时候他才感觉到，父母能在身边唠叨的日子，莫过于人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了。“出国前总是嫌爸妈管得太多，太啰嗦；出了国，回到住的地方，整个晚上都没有人来和你说说话，那个时候才突然意识到能有爸妈在身边的日子多好啊。”

　　还有就是生活上的不习惯，他激动又悲愤地回忆说：“我还记得，homestay一天三顿都吃面包！饿得要死！结果踢球的时候居然两条腿都抽筋！”

　　就这样迈过一道道难关。到了高中毕业，成绩单寄到住的地方，原来冷眼相对的香港房东才发现这居然是个优秀学生。“我原来住在地下室，结果他们竟然让我搬到二楼，和他们住在同一层！”这个巨大的进步让乔小南激动不已，“后来他们把我当成儿子一样关心，大家处得很开心。”

　　大学 一眼望去都是黑头发

　　度过了异常难熬的第一年，乔小南的生活开始走上正轨。高中毕业，学了自己一直想学的心理学。还在大一的时候意外遇到了自己“失散”八年的小学同学Eric。

　　“他们一家移民到的加拿大，真的没想到还能那么有缘在大学里碰上。这之后我就一直去他们家蹭饭。”温哥华的华人很多，上课的时候，几百个人的教室一眼望过去都是黑头发的。乔小南在大学里并不缺少朋友，因为脸盘儿大，在华人圈，被起了个“大饼”的绰号。

　　他同Eric重新做回了死党，Eric甚至还给“我介绍了女朋友，虽然后来分手了。”大学生活让乔小南觉得日子重新开始有了色彩，他开始参加各种学校的社团，而且“混”得有生有色。“我在一个叫CSSA的社团帮忙，做大型秀的导演，刚刚筹办了一个规模很大的晚会。”

　　与此同时，乔小南平静地接受了自己的第二次留级。因为转专业到国际政治，他必须留一级才能够修满足够的学分。“我发现心理学并不像自己想得那么好玩。”

　　在国内，爸妈并没有对他的选择感到惊讶，只是乔爸爸在寄给他的《情商决定命运》的扉页上写道：你应该学会，为自己的选择负责。

　　逃课、飙车、同居

　　低龄留学有多少风险未评估

　　电视剧《我的青春谁做主》里的三姑娘李霹雳算是个低龄留学的典型，从小被妈妈送到英国读书，人生目标除了牛津牛津还是牛津。结果，霹雳姑娘买了张假证，骗妈妈说自己进了牛津，然后跟着同样单亲家庭的小女朋友回国开了饭馆儿，把望女成凤的母亲大人气了个半死。

　　这样的故事并没有让广大家长们望而却步，相反，5年来低龄留学之风愈刮愈烈。据海移移民教育集团统计，2005年以来，美国高中的国际学生人数增长了近10 倍，其中50%以上来自于中国。2007年上海出国的留学生当中，15到19岁的人已占到约27%，而近几年，高中生出国留学的人数也在以每年10%的速度增长。就在刚刚结束的第十六届TABS“美国私立中学”亚洲巡展上，浦东香格里拉饭店的大堂被挤得水泄不通。

　　在这样的疯狂背后，李霹雳们的故事依旧不断上演。

　　案例一：“拜大哥”提防

　　李丰初三毕业之后没有参加中考，直接去了新西兰读书。“反正也读不进书，不如早点出国，反正家里有钱。”在新西兰，与其说是读书，不如说是开始经营自己的生活圈。李丰几乎把做生意的老爸的待人接物统统搬到了新加坡，因为慷慨豪爽，李丰很快成了当地华人学生们的“灵魂人物”。这位“学生领袖”酷爱飙车，提供大麻，甚至涉足色情行业，绝对是不折不扣的“毒瘤”。

　　在送孩子出国前，请务必考察一下当地是不是有这样的人物存在。初来乍到的小留学生们，很容易拜倒在这些“大哥”的威势之下，误入歧途。李丰这样防不胜防的“风险”极有可能成为家庭悲剧的源头。

　　案例二：放纵青春期

　　曾经有报道称：“中国留学生的同居率高达80%，而且还有年龄越小，同居比例越高的势头。”这个数据也许有些夸张，但正处在青春期的小留学生们并不乏同居的案例。

　　17岁的Cat在澳大利亚已经两年，他现在的外形是深绿色头发加上唇环舌环。Cat和女朋友Sandy刚刚分手，之前，两个人经常一起逃课，整日整日地呆在一起。后来，Sandy喜欢上了另外一个白人男孩，就和Cat说拜拜了。

　　Cat说没有Sandy的日子自己什么都不想干，只想回国。一直逃课学校会寄信找家长，但都被Cat拦截下来，签上妈妈的名字再交上去。“我最初就是小时候不懂事被妈妈骗过来的，国外很无聊，情愿呆在国内。”

　　根据规定家长们必须给在国外留学的孩子找一个监护人，但并不是所有的监护人都那么负责，Cat的监护人就很“开放”，从来不愿意多管他。而同样在澳大利亚读书的Lily则整天念叨着快点18岁，好搬离监护人的看管，“真正过自己想过的生活。”

　　案例三：离家万事难

　　小迪在新加坡的第三个年头，已经搬过不下十次家，从高二的时候去到新加坡留学，找房子就成为了生活中的头等大事，比读书升学来的还要重要一点。几乎每三四个月就要换一次房子，永远住不惯，住不舒坦，又或者有其他的各种奇怪理由。“新加坡的房东冷漠又苛刻，而且看不起外来人，每次租房子都觉得心里不爽。”小迪历数恶房东们的刁难，“有一次，我要赶学校的一个paper，通宵写作业，没有按时清理垃圾，女房东居然大叫着把我赶出去，直接把我的行李箱丢下了楼，我打电话给认识的同学求救，才没沦落到在大街上过夜。”

　　异国的冷漠和文化隔膜让这些敏感的孩子们需要承受许多额外的心理压力，如果找不到出口释放，则会造成更大的隐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