翟田田父子召开记者见面会。 8月11日下午3点半，昨日抵达北京的中国“涉恐”留学生翟田田于翟父朋友王建中先生位于亚运村附近的公司会议室内召开了一个小型记者见面会，详细披露了自己从一个普通留美学生到“阶下囚”，再到“自动离境”回国，成为新闻焦点人物的遭遇，其中不乏令人震惊的细节和内幕。
“绝没说要放火烧学校的话” 王建中先生先做了简单的开场白。他说，由于媒体对此事的报导比较零散，消息来源较杂，翟田田特意召开这个记者见面会，为众多媒体提供一个“直面当事人”的机会，使大家了解这一事件的真实始末。
翟父接过话头说，在刚听闻儿子的事时，他做的最坏打算是儿子被判五年。而现在儿子安然回国，“没有这么多关心田田的媒体和读者，就不会有这么好的结果”。他也希望借这个机会说三点。第一，他最近看到一些网友称翟田田是“贪官的儿子”、“富二代”，“我从没有当过政府官员，也并非大富商”，翟父说，“我只是靠出卖智力和体力在一个食品公司有一点技术股份，生活上也非常节俭”。第二，很多人质疑翟田田七年不回国很不正常。他解释道，翟田田在七年中读完大专、本科、硕士，博士也读到一半，平时还打工，要承受学习和生活两重压力，所以一直没时间回国，2009年时曾买好机票，却因H1N1流感爆发而退票。 第三，直到现在，他仍没有从美国政府、法院或学校获得任何信息。校方曾对媒体说联系翟田田家长3次未果，事实上那位叫丹尼菲的发言人联系的只是翟田田的一位同学。翟父在从这位同学那里索得丹尼菲的联系方式后，曾多次写信联系，均未获得回复：“这些做法也许没有违法，但在道义上不近人情，应受到谴责。”
身着黄色POLO衫的翟田田刚理完发，比昨晚刚下飞机时显得精神很多。他举止大方，言谈得体，思路也非常清晰。从与在场记者的一问一答中，整件事的来龙去脉渐渐明晰。
翟田田所在的课堂有5位博士，除他之外还有3位白人和1位黑人。3位白人“比较抱团”，由于没有合作项目，翟田田和黑人同学与他们一直保持礼貌的距离，却常受到刁难，于是他们两先后离开了课堂。不久，斯蒂文思科技学院的助理副校长约瑟夫·史丹利将翟田田叫去谈话，二人言语并不愉快，史丹利称学校可能考虑将他停学。3月中旬，翟田田受朋友之邀，参加该镇电台一个节目，对镇上交通费上场一事发表意见。此后，他接到了史丹利的停学通知。在要求给予一个合理解释时，史丹利态度恶劣，说：“I have the floor”，意即这里他说了算。从3月中旬至4月，他一直向校方提出申诉，并说如果得不到解释，他会向镇电台和其它媒体寻求帮助。4月14日，他接到校方通知，要求他21日前离境。4月15日，翟田田给出答复：“绝不离境，如不给答复将提出诉讼”。4月16日，一位校警带领移民局的人敲开了翟田田的门，将其以“恐怖威胁”罪名逮捕。
听到这个罪名，翟田田说：“我很吃惊，哭笑不得。我绝对没有说过要放火烧学校之类的话。是校方一位电话接线员信口指控的。在停学前，我也未与任何人发生过正面冲突。即使停学，签证作废，我也应该有60天时间离境。”
“这名校警与我认识，他说我"得罪了不该得罪的人"”，翟田田说。当进一步追问时，校警说“有家有孩子，多说怕丢工作”。这位好心的校警还安慰他说“监狱条件挺好，跟度假一样”。于是，翟田田从一个斯蒂文思科技学院的博士、中国留学生协会成员，成为哈德逊拘禁中心的一名囚犯。
翟田田父子召开记者见面会。 狱中生活恶劣却不愿让父亲知道 入狱第一个月不准写信和打电话，翟田田在第二个月通过出狱的狱友带信给他打工的餐馆老板娘王梅颖，他才终于与外界取得了联系，学校老师和同学被告知对翟田田失踪一事“不要张扬“，而身在中国的家人对此一无所知。
“平时都是田田打电话回家，而这次一个多月没打回来，我们以为他出去旅游或搞研究去了，没当回事。”翟父说，直到王梅颖女士将电话打到家里，家人还以为是诈骗电话。
谈到在狱中的生活，翟田田神色沉重：“条件非常差，我被和谋杀犯、毒贩关在一起，是唯一的中国人，经常被狱中的“帮派”欺负。监狱提供的饭量很少，还常常被别人抢走。他向狱警反映这些时，狱警讥讽说“你需要我报警吗”。还有一次，由于没有给理发师“小费”，理完发后的头发渣子没清理干净，他“长了满头包”。而这些事情，在中国驻纽约领事馆3位领事前往探望时，翟田田并没有提起，只说情况良好，“我知道父亲这时非常关键，到处找人打听。我怕在狱中的遭遇被父亲知道了着急，所以不愿对领事多说”。
尽管控方将对他的罪名指控从“恐怖威胁”变为“行为不端”再到“极度行为不端”，但翟田田始终不认罪，因此一直被关在狱中。“不认罪是原则问题”，翟田田说，“我从来没有伤害、欺负过别人，想整我欺负我我也绝不服软。”
多方协商下，监狱于6月答应保释。在交了保释金后，在明知联邦警察在逮捕他时早已收走他的护照的情况下，监狱突然提出要他交出护照，否则不能保释。气急之下，翟田田绝食抗议。这一消息被美国的华文媒体和纽约时报等媒体报道，4天后，狱方放弃了这一条件，将翟田田移送到条件更好的移民监狱。
翟田田强调了外交部、律师和媒体对他的帮助。“领事馆的人探望我两三次，他们人手很紧张，但尽了最大努力。罪名一降再降，除了检方自己心虚，也有他们的功劳”。而该案的代理律师海明在翟田田眼中是一位“负责任又非常聪明的律师”，“为中国学生、在美华人提供了非常多的帮助”。而在看完海明带来的多份对他进行报导和声援的报纸后，翟田田哭了，“你们想像不到这对我的精神支持有多大，我更加坚定地想要斗争下去”。终于，他于7月底被允许“自动离境”。
按“自动离境”的规定，翟田田本应可以自己走，只需安全人员跟着。但国土安全部的人以“万一你的朋友把你劫走怎么办”为由，给他带上的脚链，腰铐，将他双手锁在腰链上，“押送”到登机通道。“途中他们给了我一个面包，我只能弓起腰吃”，翟田田做出弯腰的姿势，翟父在一旁取下眼镜擦泪。
在提到告他“骚扰”的白人女助教罗红玫，翟田田表示，罗红玫是博士生导师介绍认识的，“但她与本案无关，属我的私人事务，我不想多谈”。有记者问到“你自己有需要反省的地方吗”，翟田田坚决地摇头：“一点都没有。”
翟田田。 中国学生受责难并不罕见 翟田田学校所在的小镇离曼哈顿只有15分车程。镇上居民以白人居多，中国人很少，出国时，父亲为了让他避免封闭在华人圈子里，特意让他而选择了华人较少的地方。对于该校其它中国学生的境况，翟田田说：“我听王梅颖讲过学校在为一个中国学生办理移民文件时很不上心，读了半年才告诉他手续没办好，得马上离境”。而他的律师海明也告诉他，在美国，中国学生受责难的例子很多，不过像他这样极端的还属罕见。
当被问到对美国的看法有没有因为这次事件而改变时，翟田田表示不会，“我对美国社会的认识比较深，由于出国时年纪很小，也不存在所谓的"文化差异"，只能说，每个社会都是自己特定的体制。”
谈到未来规划时，翟田田称此前只想读完博士再说，未做长期打算。而目前，对是否会继续读书，到哪里读书，都没有想好，“我昨晚7点才下飞机，回去后看书到2点，4点又起床倒时差，所以很多事还没理清思绪”。
“此事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 因证据不全，翟田田至今仍未受到检方的正式起诉。无论是“恐怖威胁”还是“行为不端”都是检方提出的认罪罪名。他目前属于保释期间，“近期去美国的唯一原因应该是学校正式起诉，我去应诉”，翟田田说。
对于受到普遍关注的是否反诉的问题，翟父态度较激动：“如果不是媒体，田田不会变成公众人物，事情发展到有今天的影响，就不仅是田田个人和家庭的事，而是具有代表性，一定要查个水落石出。学校要么给个说法，要么付出代价。” 翟父的朋友王先生也说：“法院要是不能证明他有罪，就要背负违法拘禁的罪名。这事已经公开，就不能私了”。
在狱中，翟田田曾给美国《侨报》的记者写过一封信，其中有一句“塞翁失马，焉知非福”。当被要求解释这句话时，翟田田说：“明年将有二三十万中国学生赴美留学，我的这个事情，对我来说是个噩梦，但对去国外的学生如何保证自己的安全、避免类似的遭遇来说，是一件好事。”
“大家要知道，美国不是人间天堂。”翟田田说。
5点10分时，记者会结束。翟田田与父亲拉起手，向现场记者深深鞠躬，感谢媒体对这一事件的关注和帮助。随后，翟田田又接受了几家媒体的专访。他将于12日早上十点与父亲一道飞往长沙，开始全面的休整。
翟田田父子召开记者见面会。
翟田田(责任编辑：许晓书)
来源：环球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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