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环球》杂志
我从小生活在“风之城”，更多的时候，那里被叫做芝加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地方，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这是因为居住在芝加哥城郊的人数远远多于真正的“芝加哥人”。而我和我的家人，则居住在城市范围之内一个靠北边的镇子上，一个靠近湖边的小镇。
上个世纪60年代，芝加哥的夜空总是红色的。城市的民居和公寓大多依靠燃煤来取暖、做饭。除了在某些罕见的、有强风吹过密歇根湖的夜晚，大多数时候，燃煤所导致的持续的大气污染，连同钠汽路灯所发出的光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红色光束投射向天空，形成了芝加哥的红色夜空。
到了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人们开始从“污染”、“生态”这样的话语角度去审视生活环境。芝加哥河和密歇根湖越来越干净。煤燃烧被禁止，取而代之，人们开始使用天然气。空气比以前新鲜得多，更重要的是，你已经看不到“空气”了。
从1974年的秋天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思考空气质量的问题了。那时候我是罗格·C·沙利文中学的高年级学生。9月的一天，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朋友丹，既不谈论课程和学校的作业、也不谈论空气质量，而是谈论我们认识的女孩子。谈论哪些是我们喜欢的，哪些是我们准备去约会的。当然，我们也谈到婚姻，谈到那些我们喜欢的女孩或者可能一起约会的女孩是否适合结婚。
丹很确定他喜欢一些女孩子，但他无法想象和其中的任何一个结婚。我考虑了所有认识的女孩子，其中一些我已经约会过（大多数我是没约过的），然后我告诉丹，只有一个女孩子我考虑过要和她结婚，那个女孩就是瑞秋。
是瑞秋！丹感到太意外了。我们同在一所学校3年。大约一年后，相对比较要好的同学形成了朋友圈子，大家经常一起出去溜冰或者吃饭，还定期举行聚会。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怎么和瑞秋说过话。她在学校名列前茅，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优秀的运动员和犹太人。
在这三年里，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课程，但我们本身并不是那么相似。瑞秋是个认真的学生，而我不是；她擅长运动，是游泳比赛的种子型选手，但是对我来说，偶尔玩玩国际象棋已经是我运动的极限了；当然，我也不是犹太人，我拥有爱尔兰姓氏，而大多数爱尔兰人，甚至美裔爱尔兰人都是天主教徒。
除了本来就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和瑞秋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我认为她是一个学术女，她觉得我举止怪异。关于我举止怪异的例子之一可能就是背包，而那种背包现在很普遍。在1974年，我是整个学校唯一使用那种背包的学生。
难怪当我告诉丹，我想要结婚的女孩子是瑞秋的时候，他反应那么强烈了。毕竟在整个高中时光里，我从未向人提过，甚至从未想过约会瑞秋。这是我可以想到的最令人惊讶的答案。但事实上，这个答案连我自己也未曾想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高中最后一年的10月底，在朋友圈里举行的万圣节聚会上，我和瑞秋交谈了一会儿，可能是在我们经过走廊的时候，也可能是在校报办公室。
感恩节回家，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刚好有一本学生手册，随手翻起，注意到那天正是瑞秋的生日。值得庆幸的是，学生手册还附有瑞秋的电话，于是我拿起电话打到她家里，在介绍完自己之后，我告诉瑞秋是因为偶然知道她今天生日，于是想要打电话祝贺。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彼此告别。确实，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也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通过电话交谈。
到了12月，我尝试约会一个对我并不感兴趣的女孩简。在朋友圈的圣诞节聚会上，我发现我自己竟然和瑞秋谈论起了简。不过，我更享受瑞秋的陪伴，而不是简。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在1月份的时候向瑞秋提出约会，但是瑞秋说：“不”。
通常来说女孩子的“不”有很多种意思，比如“不，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也可能表示：“不，我对你没有兴趣”；也可能表示有机会但不是现在。在瑞秋的“不”中，她表示道歉，在我建议约会的那个夜晚，她已另有安排。所以这个“不”的意思是可以下一次再约。至少我这么认为。
瑞秋第一次拒绝我之后没过多久，我又一次约她，她的回答证明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次，她同意了。与此同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瑞秋把我约她的事情告诉了她最好的朋友罗贝塔，罗贝塔的反应和9月底我告诉丹时丹的反应一样激烈。“什么？！”罗贝塔惊叹。毋庸置疑，罗贝塔和其他无法想象我和瑞秋会在一起的大多数人一样。但是瑞秋不再像以前一样坚定地认为我是个完全怪异的人，就像我也不再执著地认为瑞秋是学术女一样。
我们之间的前几次约会是非常普通的：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是家中国餐馆，在那里我们发现彼此都会用筷子。我们记得，两个服务员就如何进行服务的问题，在我们桌边吵了起来，主要是争论如何叠烤鸭的薄饼。
基本上每次约会，都是我发出邀请，然后由瑞秋驾驶她家的车出行。她在16岁那年获得了驾照，这和当时芝加哥的习惯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拒绝那种习惯而选择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交。她家的车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房车。她会驾车来我家接我，然后我们会在车上过夜，之后她再送我回家。这并不是芝加哥的习惯，但是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却相当容易。
虽然我们前几次的约会非常低调：某个晚上我们只是呆在她家，听听音乐，下下棋；情人节的时候她烤了一盒非常美味的饼干给我，仅此而已。那些日子之后，如他们所言，我被征服了。
到了3月份，大部分朋友已经习惯看到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经常在校报办公室聊天、在走廊散步、在聚会上粘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们会进行“双人约会”，即两对情侣共同去同一个地方，当然，是两两相伴，而非四人同游。芝加哥是个非常适合约会的地方，当时是，现在也是。它有众多的美食，比纽约要好得多（纽约的美食虽然种类繁多，但是价格昂贵。）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听音乐会。当然，我们也一起学习，但只是偶尔。除了约会，瑞秋仍旧像以前一样努力地学习，而我，也像以前一样不学习。
冬去春来，3月份的时候，我18岁了。（瑞秋还有8个月才到18岁）。到了4月份，我已经能够确定瑞秋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结婚，当然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之后的某个时间。毕竟，我们在秋天要进入不同的大学。她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而是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家庭，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信仰什么宗教？
在美国，犹太人只占人口的2%。我不仅知道瑞秋是犹太人，还知道她是一个极其严肃认真的犹太人。而我，则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两种宗教即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依然不完全兼容。两种宗教之间的鸿沟无疑使得两方的信徒彼此分离，或者至少是保持距离。
虽然我们是否结婚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们依旧享受在一起的温馨时光和乐趣。在美国，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参加正式的舞会是一种习惯。这种舞会被称为senior prom（毕业舞会），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举行。很明显，舞会的时候我会和瑞秋一起去。事实上，我们作为“双人约会”的情侣之一去参加了毕业舞会，和罗贝塔以及保罗一起。
我不得不说，毕业舞会是一个神奇的夜晚。那一晚，我们毕业生成了主角。但毕业舞是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举行，那里显然是可以想到的最不适合的地方。保罗很紧张，每次他紧张的时候都会流鼻血。在舞蹈尚未结束的时候，罗贝塔胃痉挛了。我们四个不得不早早回家，这样保罗才能清洁鼻血，罗贝塔也能够早上床休息。我和瑞秋却因此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美妙夜晚。
毕业时，瑞秋和保罗一起发言，他们的发言彼此呼应，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发言，获得了大家好评。我格外为瑞秋感到自豪。就像当我被问起在班上的排名时，我总会自豪地回答：“瑞秋，那个毕业演讲的女孩子，是第一名，我和瑞秋一起毕业！”（事实上，我的排名大概是班里前三分之一的底部）
这就是我和瑞秋的故事。毕业后的暑假，我和瑞秋经常见面。秋季开学之后，我和瑞秋去了不同的大学，她去了波士顿的布兰代斯，我在伊利诺斯州中部的诺克斯。三年之后，我们在芝加哥结婚了。（麦克·康奈利（发自芝加哥武晓旭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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