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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岁,相恋在“风之城”芝加哥

来源:《环球》杂志
2010年08月01日13: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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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从小生活在“风之城”,更多的时候,那里被叫做芝加哥。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它是一个拥有350万人口的地方,但事实上,它是一个拥有1000万人口的城市。这是因为居住在芝加哥城郊的人数远远多于真正的“芝加哥人”。而我和我的家人,则居住在城市范围之内一个靠北边的镇子上,一个靠近湖边的小镇。

  上个世纪60年代,芝加哥的夜空总是红色的。城市的民居和公寓大多依靠燃煤来取暖、做饭。除了在某些罕见的、有强风吹过密歇根湖的夜晚,大多数时候,燃煤所导致的持续的大气污染,连同钠汽路灯所发出的光一起,形成一种独特的红色光束投射向天空,形成了芝加哥的红色夜空。

  到了70年代,情况有所好转:人们开始从“污染”、“生态”这样的话语角度去审视生活环境。芝加哥河和密歇根湖越来越干净。煤燃烧被禁止,取而代之,人们开始使用天然气。空气比以前新鲜得多,更重要的是,你已经看不到“空气”了。

  从1974年的秋天开始,我就已经不再思考空气质量的问题了。那时候我是罗格·C·沙利文中学的高年级学生。9月的一天,我至今还记得,我和朋友丹,既不谈论课程和学校的作业、也不谈论空气质量,而是谈论我们认识的女孩子。谈论哪些是我们喜欢的,哪些是我们准备去约会的。当然,我们也谈到婚姻,谈到那些我们喜欢的女孩或者可能一起约会的女孩是否适合结婚。

  丹很确定他喜欢一些女孩子,但他无法想象和其中的任何一个结婚。我考虑了所有认识的女孩子,其中一些我已经约会过(大多数我是没约过的),然后我告诉丹,只有一个女孩子我考虑过要和她结婚,那个女孩就是瑞秋。

  是瑞秋!丹感到太意外了。我们同在一所学校3年。大约一年后,相对比较要好的同学形成了朋友圈子,大家经常一起出去溜冰或者吃饭,还定期举行聚会。在那个时候,我几乎没怎么和瑞秋说过话。她在学校名列前茅,是一个认真的学生、优秀的运动员和犹太人。

  在这三年里,我们有很多相同的课程,但我们本身并不是那么相似。瑞秋是个认真的学生,而我不是;她擅长运动,是游泳比赛的种子型选手,但是对我来说,偶尔玩玩国际象棋已经是我运动的极限了;当然,我也不是犹太人,我拥有爱尔兰姓氏,而大多数爱尔兰人,甚至美裔爱尔兰人都是天主教徒。

  除了本来就几乎没有相似之处,我和瑞秋的性格也有很大差异。我认为她是一个学术女,她觉得我举止怪异。关于我举止怪异的例子之一可能就是背包,而那种背包现在很普遍。在1974年,我是整个学校唯一使用那种背包的学生。

  难怪当我告诉丹,我想要结婚的女孩子是瑞秋的时候,他反应那么强烈了。毕竟在整个高中时光里,我从未向人提过,甚至从未想过约会瑞秋。这是我可以想到的最令人惊讶的答案。但事实上,这个答案连我自己也未曾想过,在某种程度上,我自己也感到惊讶。

  高中最后一年的10月底,在朋友圈里举行的万圣节聚会上,我和瑞秋交谈了一会儿,可能是在我们经过走廊的时候,也可能是在校报办公室。

  感恩节回家,我无意中发现自己刚好有一本学生手册,随手翻起,注意到那天正是瑞秋的生日。值得庆幸的是,学生手册还附有瑞秋的电话,于是我拿起电话打到她家里,在介绍完自己之后,我告诉瑞秋是因为偶然知道她今天生日,于是想要打电话祝贺。她表示了感谢,然后彼此告别。确实,这是一次简短的交谈,但也是我们之间第一次通过电话交谈。

  到了12月,我尝试约会一个对我并不感兴趣的女孩简。在朋友圈的圣诞节聚会上,我发现我自己竟然和瑞秋谈论起了简。不过,我更享受瑞秋的陪伴,而不是简。正是这种感觉让我在1月份的时候向瑞秋提出约会,但是瑞秋说:“不”。

  通常来说女孩子的“不”有很多种意思,比如“不,你一定是在开玩笑”;也可能表示:“不,我对你没有兴趣”;也可能表示有机会但不是现在。在瑞秋的“不”中,她表示道歉,在我建议约会的那个夜晚,她已另有安排。所以这个“不”的意思是可以下一次再约。至少我这么认为。

  瑞秋第一次拒绝我之后没过多久,我又一次约她,她的回答证明我之前的猜想是正确的,因为这一次,她同意了。与此同时,在我不知道的情况下,瑞秋把我约她的事情告诉了她最好的朋友罗贝塔,罗贝塔的反应和9月底我告诉丹时丹的反应一样激烈。“什么?!”罗贝塔惊叹。毋庸置疑,罗贝塔和其他无法想象我和瑞秋会在一起的大多数人一样。但是瑞秋不再像以前一样坚定地认为我是个完全怪异的人,就像我也不再执著地认为瑞秋是学术女一样。

  我们之间的前几次约会是非常普通的:一起去看电影、吃饭。我们第一次吃饭的地方是家中国餐馆,在那里我们发现彼此都会用筷子。我们记得,两个服务员就如何进行服务的问题,在我们桌边吵了起来,主要是争论如何叠烤鸭的薄饼。

  基本上每次约会,都是我发出邀请,然后由瑞秋驾驶她家的车出行。她在16岁那年获得了驾照,这和当时芝加哥的习惯是一致的,但是我却拒绝那种习惯而选择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交。她家的车是一个巨大的绿色房车。她会驾车来我家接我,然后我们会在车上过夜,之后她再送我回家。这并不是芝加哥的习惯,但是我们养成这个习惯却相当容易。

  虽然我们前几次的约会非常低调:某个晚上我们只是呆在她家,听听音乐,下下棋;情人节的时候她烤了一盒非常美味的饼干给我,仅此而已。那些日子之后,如他们所言,我被征服了。

  到了3月份,大部分朋友已经习惯看到我们在一起了。我们经常在校报办公室聊天、在走廊散步、在聚会上粘在一起。有些时候,我们会进行“双人约会”,即两对情侣共同去同一个地方,当然,是两两相伴,而非四人同游。芝加哥是个非常适合约会的地方,当时是,现在也是。它有众多的美食,比纽约要好得多(纽约的美食虽然种类繁多,但是价格昂贵。)我们一起出去吃饭,一起看电影,一起听音乐会。当然,我们也一起学习,但只是偶尔。除了约会,瑞秋仍旧像以前一样努力地学习,而我,也像以前一样不学习。

  冬去春来,3月份的时候,我18岁了。(瑞秋还有8个月才到18岁)。到了4月份,我已经能够确定瑞秋就是我命中注定的那个人。我告诉她我们应该结婚,当然不是在那个时候,而是之后的某个时间。毕竟,我们在秋天要进入不同的大学。她没有说“可以”,也没有说“不”,而是问了很多问题。其中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如果我们结婚,并且有了一个家庭,我们应该让我们的孩子信仰什么宗教?

  在美国,犹太人只占人口的2%。我不仅知道瑞秋是犹太人,还知道她是一个极其严肃认真的犹太人。而我,则是一个天主教徒。这两种宗教即使有某些相似之处,但依然不完全兼容。两种宗教之间的鸿沟无疑使得两方的信徒彼此分离,或者至少是保持距离。

  虽然我们是否结婚是个严肃的问题,但是我们依旧享受在一起的温馨时光和乐趣。在美国,即将毕业的高年级学生参加正式的舞会是一种习惯。这种舞会被称为senior prom(毕业舞会),在临近毕业的时候举行。很明显,舞会的时候我会和瑞秋一起去。事实上,我们作为“双人约会”的情侣之一去参加了毕业舞会,和罗贝塔以及保罗一起。

  我不得不说,毕业舞会是一个神奇的夜晚。那一晚,我们毕业生成了主角。但毕业舞是在花花公子俱乐部举行,那里显然是可以想到的最不适合的地方。保罗很紧张,每次他紧张的时候都会流鼻血。在舞蹈尚未结束的时候,罗贝塔胃痉挛了。我们四个不得不早早回家,这样保罗才能清洁鼻血,罗贝塔也能够早上床休息。我和瑞秋却因此获得了一个意外的美妙夜晚。

  毕业时,瑞秋和保罗一起发言,他们的发言彼此呼应,是一个相当精彩的发言,获得了大家好评。我格外为瑞秋感到自豪。就像当我被问起在班上的排名时,我总会自豪地回答:“瑞秋,那个毕业演讲的女孩子,是第一名,我和瑞秋一起毕业!”(事实上,我的排名大概是班里前三分之一的底部)

  这就是我和瑞秋的故事。毕业后的暑假,我和瑞秋经常见面。秋季开学之后,我和瑞秋去了不同的大学,她去了波士顿的布兰代斯,我在伊利诺斯州中部的诺克斯。三年之后,我们在芝加哥结婚了。(麦克·康奈利(发自芝加哥武晓旭译))

(责任编辑:许晓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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