仲秋的一个晚上，我正做晚饭。门铃骤响。瞄了一眼墙上的挂钟，时针已指向八点。“谁这么晚来访？是宅急便送邮包，还是收订报费？”我边嘀咕，边放下菜刀，拿起对话器。

　　“对不起，我是隔壁408的高桥，打扰你了。”一个怯生生的女声。

　　“哎？隔-壁的高-桥--？”我随口重复道，大脑已经启动检索。

　　印象中隔壁一家是今年7月初搬来的。不出一个星期，从新邻家传出来的哭声和笑声中，我断定这是一个三口之家，年轻的爸爸妈妈外加一个两岁左右的小男孩。然而，因他们没有按习惯到左邻右舍做礼节性的拜访，至今不知姓甚名谁。

　　我们两家的阳台相连，中间仅隔着一块约一米八高、宽半米左右的隔离板，上写“遇到紧急情况，可到隔壁避难。”的字样，日本的公寓基本都是这样的建筑结构。每天清晨，与其说我是被闹钟叫醒的，倒不如说是被吵醒的更确切些。与卧室仅一墙之隔的好像是邻家的起居兼游戏室，小男孩模仿飞机大炮的声音，还有突然窜出的哭笑声，……在寂静的窗户洞开的早晨，拼命地往我耳朵里钻。“闹人精”！我给小男孩起了这个不雅的绰号。

　　“闹人精”的妈妈似乎对阳台充满了无限热爱，一个早晨少说也要进出个十次、八次，铝制纱窗被拉来拉去，“吱，吱”的声音十分刺耳。还有更叫绝的，“闹人精”的妈妈晾衣服时，把衣架抖得哗哗地响；往阳台上放家什杂物，不搞出点“咚，噗通”的声音来好像就不过瘾似的。

　　我本想学着日本人的样子，写张条子什么的，贴到公寓的大厅里以示抗议。丈夫劝我息事宁人。无奈，我只好抱着毛巾被和枕头到另一个房间睡沙发床。心中却企盼冬天早日来临，窗户紧闭就可以不受折磨了。

　　“有件事想拜托帮忙，”不高的音调把我的思绪拉了回来。

　　“噢，什么事？”

　　“是这样的，我刚才带着孩子到走廊上拿东西，门被反锁上了。我想从你家的阳台上爬过去，然后从窗户进屋，把门打开。”

　　邻居遇到困难，岂可袖手旁观？放下对话器，我急忙去开门。

　　一位身材不高，着淡绿色T恤、蓝色牛仔裤的年轻女人站在我的面前，一眼便知是典型的日本主妇。尽管化着淡妆，但嘴唇上脱落的口红早已成为操劳一天的真实写照。女人怀里的小男孩眨着一双机灵的眼睛四下张望。他，就是只闻其声未见其面的“闹人精”。

　　“我要进去。”“闹人精”从妈妈的怀中挣脱，双脚一落地，就像一只摇摇晃晃的小鸭子，穿堂而入。他的妈妈露出局促不安的表情，望着我。我发现这张脸有点像日本的女子柔道世界冠军田村亮子。

　　“是不是太危险了？”我担心地问。翻越四楼的阳台，我可没有这个胆量。

　　“没关系，如果你能借把椅子给我的话，我可以从阳台这边跳过去。喔，初次见面，我叫高桥，给你添麻烦了。”“闹人精”的妈妈随手拢了拢额前的刘海儿，口气很干脆。

　　“那么，请进来吧。”我边示意她进屋，边指示儿子往阳台上搬椅子。

　　“麻烦你帮我照看一下孩子，我马上就回来。”“闹人精”的妈妈双手抓隔离板的边缘，左脚踩着椅子，右脚踏在阳台护栏上，转过头来说道。

　　“当心，注意安全！”我替她捏着一把汗。

　　隔离板与护栏之间约有二三十厘米的缝隙，只见她横坐在阳台护栏上，右腿在她家一侧，左腿仍在我家。“扑咚”，借着夜色，“闹人精”的妈妈身轻如燕地跳到了她家的阳台上。看她那熟练协调的一招一式，我猜她干这件事儿绝不是第一次。

　　“妈妈到哪里去了？妈妈呢？”“闹人精”在屋子里转着圈，稚嫩的童音中有了八分哭腔。“你看，天上的星星在对你眨眼睛呢，让我们数一数有多少颗星星吧。”我把他抱到阳台，试图分散他的注意力。“闹人精”却不买帐，一个劲地喊“妈妈”。

　　“叮咚，叮咚。”门铃响起来。

　　“真是太谢谢了！这是我娘家从北海道寄来的巧克力，请收下。”“闹人精”的妈妈闪身进门，一边鞠躬，一边递上一盒包装精美的巧克力。

　　“一点微不足道的小事，不必介意。”我摇头摆手以示领情。

　　几番推让，见我收下了巧克力，“闹人精”的妈妈抱着“闹人精”满意地回了家。

　　来日生活了这么久，对日本人的礼尚往来早已习以为常。日本人认为一旦麻烦了别人，人情是必需还的，无论是立竿见影地还，还是细水长流地还。而且，此事将会成为当事人下次见面时，甚至是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百说不厌的话题。日本的民族性通过人与人日常交往中的细微琐事体现得淋漓尽致。

　　“太有趣了！如果是冬季，邻家恰好关着窗户，将会出现怎样的结局？”想到此，我挥刀舞铲，叮叮当当地奏响了锅碗瓢盆交响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