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者对上述报道的简评：这篇文章源自2002年2月26日的新浪网。笔者在柏林曾 经采访过这44名学生当中的一名比较优秀女生小黎（化名），她所描述的情况与上述报道并 不一样，而恰恰说明中国学生在那里的种种行为，很多做法与笔者在科隆采访的那些学生差 不多。后来，经过考试，只有几个人真正通过德国的考试，并有机会继续在德国读书，小黎 是少数当中的一个。据A说，中国学生在那里根本就不好好学习，而是整天想到伸张自己的 什么权 利，还天天在上课时间录像，并要把录像内容作为他们起诉学校和中介公司的证据，整个学 校也几乎是一片混乱。不过，小黎的德语十分优秀，她很努力，学习成绩不错，人也很有灵 气，长相也不错，还有特长会演奏中国乐器。但是，她说，她现在每天都尽力避免与中 国人打交道，平时也注意不与中国人往来，而是完全扎在德国人堆里，而且，她在德国同时 干好几份工作，而笔者所担心的是，她这样长期下去，会否失去中国人的根，因为她在中国 的根基本来就不深。

　　小黎，来自西安，老家是重庆人，喜欢吃辣食。她1981年9月15日出生，2000年11月来柏林 ，先是上语言学校，在来之前所签的合同中曾有保证上大学预科。她会弹扬琴， 住在一个法国老太太的家，房租支出基本都是靠弹琴挣来的。

　　记者约见她时，她正在中国书店租录像带，好像是《少年包青天》，一共三盘，放在一个塑 料袋里，她边走边与记者交谈。

　　小黎说话很直爽，很自信，也很成熟。说话经常是很时髦的词，比如，“酷”、“炫”、以 及一些她自己也无法用中文表达的德语词。她曾经是语言学校时的班长，是中国人中德语口 语最好的一个，跟其他国际留学生相比，她以及另外五六个中国学生都是出类拔萃的。

　　认识小黎是通过采访德国少林寺公司总经理丁丁先生，而小黎认识丁丁则是丁丁先前在“天 天中文电讯”公司工作，而A经常去那里买电话卡之类的东西。

　　以记者对穿着的认识，小黎的穿衣是很时髦的。见到记者的她那一身打扮不仅在国内很时髦 ，在柏林同样很时髦。她穿了一身长袖衣服，下身是迷彩服裙子，腰间束一根很宽的白色皮 带。脚上套着一双拖鞋，是一个袢子夹在大脚趾与二脚趾之间的那种拖鞋，看上去又类似日 本的木屐。记者曾问：“你这身打扮是否很‘酷’？”她说：“我倒没有觉得很‘酷’，但 只是想着自己穿着舒服。”

　　小黎说，2000年11月，柏林语言学校A通过某省教委在《华X报》上刊登广告，在西安招 收留学生。而且，小黎在德国的学校一口气就从西安招收了40人，来到柏林时，这40人再加 另外一个天津人一共分成两个班上课。小黎班上一共有22人左右，其男女比例大约是一半一 半。

　　由于中途的变故，小黎所在的学校已经倒闭，有一半左右的中国学生已经离开柏林回国。小 黎一个班只剩下七个学习最好的中国留学生，而小黎的考试成绩则是班上最好的，这也是她 能够留下来继续读书的原因。

　　小黎说：“我的父母是很普通的工人，家境并不富裕，也没有任何后台。我知道自己没有退 路，只有一条路：学习好就有希望。因此，我一直坚持学习。在学校倒闭的日子，我曾 经也很担心，但还是很自信。当其他人忙着起诉老师时，我一直在学习。后来，学校与学 生妥协的结果是：通过考试的可以继续上预科，否则走人。我是通过考试的，现在读的是 ‘大学预科’，虽然仍然是大学预科的语言班，但是，只要通过考试，我就可以上大学预科 。我对六月份的考试是很有信心的。因为 我的学习并不差，现在留下的中国留学生学习都不差。”

　　与其他上语言班的留学生一样，小黎每个月的开支大约是在400欧元左右，主要是房租，还 有吃饭。

　　小黎说，她平时较少与中国人接触，而多与德国人接触，这也是她的德语口语比较突出的首 要原因。而且，她与记者采访到的其他中国学生不一样，她经常去德国的酒吧、迪斯科 舞厅等青年人常去的地方。她现在的房东就是在一个酒吧认识的。她说，德国的酒吧和迪斯 科舞厅等地方都是比较干净的地方，喝酒的地方专门喝酒，跳舞的地方专门跳舞，不像中 国娱乐场所那样乱七八糟。德国有专门的“乱七八糟”的地方，由于德国比较开放，那些干 “坏事”的人都有他们自己固定的场所，而不是像国内这些场所的鱼龙混杂。因此，德国迪 斯科舞厅里没有吸毒的，没有卖淫的，而是纯粹跳舞的地方。德国很多老头老太太都 经常去迪斯科舞厅跳舞。

　　对于自己的前途，小黎说，她对学习经济类的专业很感兴趣，比如MBA之类。虽然很想去美 国闯一闯，但先在德国静下心来学习。由于自己仍然是“大学预科的预科”，因此，上大学 还得有一个很漫长的过程。她说，去美国有很多风险，比如，需要很多学费，一旦有被拒签 的记录就完蛋了。这说明，她对去美国留学还不是很了解。

　　由于她没有资格在德国打工（根据德国的规定，好像她只能假期打工，而不能在上学 时打工），但为了贴补自己的学习费用，她也在想办法找一份工作，无论是合法的 还是非 法的。她说，她的父母现在是买断工龄后供她在德国上学的，所以，她的压力也很大。

　　就在见过小黎不久，我就听到有关中国人不愿做“中国人”的故事，这个故事说：

　　有一次， 跟一位朋友走在一起，见到一位身材高大的中国人。朋友便与他打招呼， 说的是标准国语—普通话，他回的也是标准国语。他们还聊了一会儿。

　　过后，这位朋友对我说：你知道吗？这位仁兄跟我第一次见面谈判一件事的时候，我对他说 普通话，他却用德语回答我说：“对不起，我不会说中国话。”这句话我是听懂了，可你是 知道的，我的德语很差，所以我只能仍然用中文跟他讲。他发现用德语无法跟我沟通，才说 起中国话来。你刚才听到的，他说的是一口标准的北京话，差在哪儿呢？

　　最近，一位在中餐馆打工的朋友对我说起一个更“有意思”的故事。有一个东亚人经常到他 所在的餐馆来吃饭。他说自己是日本人。有一次，这位朋友发现他在阅读餐馆的《星岛日报 》，当然是中文版的，便好奇地用德语问他：你懂中文？他用德语回答：我只能猜猜大概意 思。

　　几天后，这位打工的朋友的一个朋友到餐馆里来，正好那位“日本人”在座。我的朋友便对 他说，你不是学过日文吗？那面坐着的是日本人，你不想去跟他聊聊吗？这位会日文的朋友 当初在国内专业就是日文，毕业后当过一段时间导游，出来后就没有用上过日文，听了很感 兴趣，便走过去，用日文跟他打招呼。谁知道这位“日本人”听了日本话却是一头雾水。呆 了半天，才用德语说：“对不起，我听不懂，我不是日本人，我是中国人。”

　　其实，不愿承认自己是中国人就是人们通常所说的“香蕉综合症”或“黄皮白心综合症”， 是指海外华人中某些人以自己的族裔背景为耻，在追求与主流社会同化的过程中自我迷失的 一种状态。具体表现之一，是对母国传统、文化、习俗的盲目否定。体现在大陆新移民身上 的新表现，则是对中国有关的一切带有偏见性，甚至敌视性的否定。美籍作家谭恩美在她 的小说中就详细地描述过这种综合症的起源和症状，她本人也曾经历过类似的心路历程，所 以，这本来不是什么新的东西，是早已存在于华人社会的一种思潮。

　　有人分析说，究其原因，首先是源于其因在主流社会中受到排挤而产生的民族自卑感。因为 要显得自己已是主流社会的一分子，所以常常要对自己的出生地进行“批判”，用大陆的话 来说就是常常要“忆苦思甜”，就像有些亚裔美国人为了要显得“White”就试图“Out whi te”一样。他们最不能容忍来自母国的人对他们新的居住国的批评或对他们所处社会地位的 质疑，因为这对他们的整个价值定位体系形成了挑战，如果他们对他们的中心价值的信念产 生了质疑的话，整个价值体系就会崩溃。他们的这种狂热，恰恰说明了他们在主流社会中地 位的脆弱——真正主流社会的主人，会以平静的心态来审视别人的批评，判断是非曲直。

　　其次，是主流社会的媒体对本国事物报道评论的客观公正性和对他国事物报道的偏见歧视性 造成。北美的媒体报道亚洲（包括中国），有多少正面报道、有多少负面报道？这种带有偏 见的引导到了本来就自卑的新移民那里，愈发加强了他们的“香蕉综合症”症状——原来那 地方这么差啊！咱真是投错了胎!早该脱胎换骨、重新做人！

　　最后，是新移民在离开母国时个人视野的局限性。20世纪80年代离开中国的，脑子里中国就 是这个世纪80年代的定格；90年代离开的,90年代就是永久的回忆。他们的这种局限性给他 们本人和子女带来关于母国的形象，是一种支离破碎的残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