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新年，母亲一定会在淡淡的寂寞和忧伤中悄悄数落我，希望她总有一天会明白我无奈的苦心。

　　再过几天就是新年了，小时候也没像这会儿那样盼着过年，我想，即将过去的马年一定是我的流年，都说流年不利的，只要过去了，一切就会好起来的吧。

　　除夕前几天，母亲三番四次打来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回家。拖延不是办法，告诉她真相更不行，我只好对她说，我和几位朋友要到泰国去过年。

　　我装出一副乐不思家的样子，又轻描淡写地说：这年头还张罗着过年，其实很俗的。

　　她的声音听上去很失望，长长地叹了口气，说随便我吧。而我更不是滋味，但宁可让她觉得我不孝，也比知道我出了意外要好。

　　父亲的朋友老史过两天要带着太太女儿去泰国玩，我写了一张明信片，请他到了曼谷帮我买一套护肤品，连同明信片用限时DHL寄到上海，作为送给母亲的新年礼物。

　　我能做到的只有这样多了，这个新年，母亲一定会在淡淡的寂寞和忧伤中悄悄数落我，希望她总有一天会明白我无奈的苦心。

　　吴姐的丈夫在北京郊区打工，过年不准备回家，但她向我请1天假，从除夕夜到大年初一下午和丈夫一起过年。我当然同意了，常年辛苦在外，团聚自是难得。

　　好几位朋友都问除夕和大年初一需不需要过来陪陪我，我一一谢绝了，大家都要和亲人团聚，这个时候，怎么好去影响别人团聚的欢娱呢。

　　那天下午，吴姐给我准备了充足的食物、饮料、水果，她把所有食品连同我要用的东西放在圆形的玻璃餐桌上，摆在床边。我让她带了些东西回家过年，她再三道谢。

　　“新年快乐！”我对她说，她是我今年见到的最后一个人。

　　北京的冬天，夜晚来得特别早，5点刚过天就黑了。大家应该快开始吃年夜饭了吧。但我根本就不敢吃东西，因为身边没人，难以解决“方便”问题。

　　电视频道在上海卫视、凤凰卫视和中央台之间转来转去，看着上海老乡、香港同胞和全国人民欢天喜地迎新年的样子，我羡慕地都有点儿妒忌了，好几年都没这样认真地看过电视节目。凤凰台有位主持人，在节目中问候了在北京养病的女主播刘海若。真是同病相怜，我心想。

　　前几天还有朋友说起这事：他我说和张海迪、刘海若既是同辈（因为我的名字中也有一个“海”字）；又是同门，大家都和影视文化工作有关；还是同性，所以，命运也挺相似的。我苦笑着说：如果我也有她们那样的成就和名气，那受伤也值了。

　　宋祖英还在那里歌颂、赵本山还在那里“逗贫”，我却真没什么好乐的。11点多了，小巴顿吃饱了早已蜷缩在窝里睡觉，我饿得不行，艰难地侧过身去想拿点吃的。圆桌是独脚的，不知怎么被我一撞，倒在地上，玻璃桌面碎了，所有东西洒得满地狼籍。

　　我呆呆看着一地东西，被惊醒的小巴顿嗷嗷叫唤，四处乱跑。我担心它踩着碎玻璃，却又无能为力，只好干着急。我无法起来收拾，也够不着任何一样吃的喝的，眼泪扑簌簌落了下来。

　　十二点的钟声响了，窗外鞭炮声此起彼伏，透过窗帘隐约看到闪烁的焰火在天空绽放。我打电话向母亲拜年，她正和舅舅小姨他们在一起，挺高兴的样子。通过电话听到这里的爆竹声，还一个劲地问我：泰国人过新年也放鞭炮吗？我强作欢笑，说：这里有很多华侨的！幸好杂音太大，她听不出我的声音有点哽咽，只要她高兴就好，我松了口气。

　　每一位问候者打来电话，我都努力装出高兴的样子，告诉大家我挺好的，通过短信回复问候，通过email给朋友们发一些新年贺卡。这些事都做完了，我还能干什么？

　　想起小时候，每当除夕夜，父亲母亲总会把装着压岁钱的红包压在我的枕头底下，第二天早晨摸出来打开，每次都开心不已。

　　很久没有这样的仪式了，我翻遍床上所有的杂志，找出一页大红色的撕了下来，挑了几张崭新的一百元纸币叠好了，小心包在纸里，然后把红包塞在枕下。新年到了，我一定会有好运的！

　　大年初一下午吴姐才回来，终于有饭吃了。我就在饥渴交迫和时不时的伤心饮泣中，又长大了一岁。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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