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爱的Stephen终于来啦！

　　随着时间的推移，知情者越来越多，来探望我的人也越来越多，病房每天都门庭若市。

　　其实我并不希望这样，我和同病房所有的人都需要安静休养，但是朋友们的好意又怎能拒绝呢？

　　这天我有了一位新朋友。

　　小茗在医院门口买了一条小狗，悄悄带了进来。我一看，喜欢得不得了。那是条大麦町（斑点狗），还没满月，比手掌大一点，连路都不会走，乌亮的大眼睛忽闪忽闪地，可爱极了！

　　“送给我吧！”

　　“好吧，我先拿回家养着，等你出院再给你！”

　　我一把抱着不肯放手，用湿纸巾小心地擦拭它的全身：“不行，就留在这儿！”

　　“那怎么可能？”她诧异地嚷嚷，“拜托，大小姐，这儿可是医院呀！”

　　我四下张望，开始想辙，有了：“你把那个矿泉水纸箱腾空了，我这里有一条大浴巾，先铺上报纸，再铺上毛巾，纸盒上钻几个洞就行了！平时就藏在床底下。”

　　小茗很不情愿地照做，嘴里嘟哝着：“等着吧，被大夫发现了看你怎么办？”

　　“不会啦，它既不会叫又不会跑。对了，一会儿求你帮我去买十几根火腿肠呗！”

　　因为它是男生，我就取了个响亮的名字——巴顿。

　　就这样，北京的某监护病房悄悄住进一条叫做巴顿的狗。病房里好几位病人和家属都发现了，但没人出卖我，每次大夫巡房都有人善意地给我发“暗号”，让我及时做好隐蔽工作。看来，我的人缘还真不错呢！

　　我不由地相信，战争年代我一定能胜任地下党工作，出色地完成组织上交给我的掩护战友的任务。只是委屈了我那些探病的朋友，谁来了我都让带它出去“方便”一下。

　　养病、养狗、工作、会友，这些事儿真让我忙得不亦乐乎！

　　可爱的Stephen终于来啦！（我在前文提到过，就是那个能得到我一部分遗产的哥们儿。）可把我高兴坏了，他还带来了上海人民（其实就是我那些同学朋友）的亲切慰问和嘱托。

　　这家伙居然把“巴顿”叫做“旺财”，猛学《唐伯虎点秋香》里周星驰的台词，乐得我又笑又疼——笑得太剧烈了，引起伤处的共振。

　　我们是初一那年一起考入同一所中学的，初高中做了六年同班。后来，又考入同一所大学，全班只有我们俩个，他进了法律系，我在新闻系。算到现在，是十三年的老友了！

　　晚上9点后，他一直在走廊里呆着，一见四下无人，就溜进病房和我聊天。后来，连大夫都注意到他的异常举动，以为他是我的男朋友。大冷天的，可能被他的执著所感动，破例让他进来陪我。

　　我们聊起了初中时作弊的情形：当时他的英语极烂，我坐他前排，当仁不让把答卷挪到他的视线范围内，可他近视，伸长脖子都没看出所以然来。很gentle的蒋老师走到我面前，气定神闲地说：“Hi，lady！把答卷给他吧，他都急得出汗啦！”

　　高中时，他荣获了上海市运会游泳赛50米蛙泳和4*100混合接力的双料冠军（Stephen可是中国蛙王蒋承稷的同门师弟呢），教练等人层层克扣，到他手中还有950元奖金，我以欢庆为名，3天之内吃得他只剩下不到4元钱。

　　那年我们在学校文化节上合演《雷雨》，我演的“鲁侍萍”还没进入状态，他这个“周朴园”已经哭得眼镜都掉了！

　　刚进大学我们一起去南昌陆军学院参加为期一个多月的军训，因为10公里负重野外行军他帮我驮了十几公斤重的行李，我们俩人差点都被处分。

　　大学里，他被同寝室睡在上铺的兄弟诬陷，教导处要以生活作风问题给他记过。我张罗了几百名同学罢课抗议，在进入到“绝食”的白热化状态之前，校方终于投降了，不过我也写了一篇洋洋洒洒数千字的检查书。

　　... ...

　　在那段一去不复返的纯真年代，我们在班上是文娱委员和体育委员、在学校是学生会的干部，文韬武略全面垄断，号称“格致双侠”（有人谬传为“雌雄大盗”）；他帮我揍过截我道的流氓同学；我帮他给游泳队的小师妹写情书；一起上下学、一起分享午餐，要好得像“龙凤胎”双生兄妹。终于在高三的某天，教导主任说我们俩人在早恋，要把我们树为反面“典型”大肆批判，我怂恿他一起逃学抗议，差点被当作“私奔”（其实他比我老实多了，很多“坏事”都是我的创意）。我们的班主任林女士当着被缉拿归案的我们和校领导的面说了一句让我至今仍感激不尽的话：“即便真是早恋，那有什么呢？否则哪来的青梅竹马呀？”为了报答知遇之恩，我俩联袂考个好大学替她争面子。

　　我们常常像恋人那样手挽手逛街，甚至有一个多月同居一室（他家装修房子），我做饭给他吃，他帮我洗衣服。但从稍谙世事那天起，我们就有了默契：他是我的姐妹，我是他的兄弟，绝不会去破坏掉这份难得的纯真友情，也许这一生，再不会有第二个这样的朋友了！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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