圣诞节间的西欧之行，使我对西欧人的珍视就业机会留下了深刻印象，而华人强大的就业渗透能力和就业竞争能力更使人感慨尤深。

　　12月22日，我们到达罗马后，便抓紧时间去梵蒂冈，参观圣彼得大教堂。出了帕拉蒂诺酒店的大门，只见我们租用的“大巴”旁边，多了一位瘦削的意大利女郎。我们的中国导游解释说，意大利为了给本国人民提供更多的就业机会，外国游客的导游中必有意大利人。否则，警察会要干涉，一些收门票的参观地票价也要高出一倍以上。可是，这位意大利导游不懂中国话，与她无法进行交流，对于我们来说，她就如聋子的耳朵，只是一个摆设。但对意大利老百姓而言，却具有实质性的意义，切实增加了他们的就业机会。在西欧多跑了几个国家之后，我对他们的就业观念有了更深的了解。一方面，他们把就业机会看得如同命根子一般重要，但另一方面，失业者还真不好伺候。在巴黎，我们去埃菲尔铁塔的途中，见到一群聚集在立交桥下，不知道是在干什么。导游说，这是教会组织在施舍流浪汉。在法国，如果某家公司倒闭了，这家公司的经理宁可要饭，也不去人家手下当小职员。

　　在车上，我们正议论着“流浪者经理”的时候，前方忽然出一支不大的游行队伍。“地陪”（导游从当地请来协助工作的人）说，这些游行的人，说不定就是一群失业者。我问“地陪”，你参加游行吗？她很爽快地回答说，在法国，不参加游行是不可思义的，而参加游行才是政党的。只要对政府有不满之处，就可以申请游行示威，政府不会干涉。她说，游行是人民表达对政府态度的一种方式，不一定某一次游行一定会达到某种目的。但是，政府要考虑，这部分人为什么会不满？这种不满是不是合理？比如说，失业者有权要求政府给他们提供满意的就业机会，而政府则必须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愿望。

　　正是由于西欧人与华人不一样的就业要求，在我眼里，他们在极重视就业机会的同时反过来又放弃了许多就业机会。如大街上的垃圾箱里，我看到许多如纸箱、易拉罐等可以换钱的东西，但没人去捡，更没人沿街吆喝：收旧书旧杂志旧报纸啤酒瓶！也见不到由大嫂大姐小妞摆出的擦皮鞋的一字长蛇阵。更没有在我国城市随处可见的收费厕所。他们大概认为这太失体面。

　　尽管西欧人在就业方面不无排外倾向，但而对华人强大的就业渗透能力，华人只要能挣钱能养家糊口不管什么脏活累活低人一等的活都会有人去干的精神境界，也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华人由慢慢渗透而站稳脚跟，由站稳脚跟而谋求发展，由谋求发展而蔚为大观。

　　近年来，国外打工一簇的华人中，最具渗透能力的恐怕是要算温州人。我们到西欧的第二个城市是佛罗伦萨。在一座立交桥下，当第一次见到有温州人在万里之外的西欧街头摆地摊的时候，还觉得挺新奇。以后，在米兰、在巴黎……几乎都能见到温州人的身影。导游介绍说，佛罗伦萨一座小小的城市，就有华人约10万之众，基本上都是偷渡过来的。他们开有约500间小作坊，生产各种轻工产品。其中不少是温州人。他们加工皮包和各种服装，主要生产一些中低档产品，大多是意大利公司的外包工，以出卖体力和不多的技术谋生。他们工作十分辛苦，每天要工作14-20个小时。在意大利，华人除了替人打工的，自己摆地摊的也不少。凡是有地摊的地方，差不多都能见到温州人的身影。开始见到他们在异国他乡摆地摊，觉得谋生实在不易，心中像打翻了五味瓶，对他们既敬仰又怜悯。在西欧多跑了几个城市之后，我反倒觉得自己可笑，我有资格去怜悯他们么？早些年，人们都说温州人足迹遍全国，再过些年，恐怕得说温州人踪迹遍全球了。而且，谁敢说，若干年之后，他们或他们的子孙之中，不会出现百万富翁、千万富翁甚至亿万富翁呢。就说巴黎唐人城吧，华人达40万之众。他们凭自己各式华人商铺里，顾客来攘往，一派繁忙景象。

　　在西欧，更有气候的就业群体当属餐饮业。在我国的一些城市，有几家“麦当劳”或“肯得基”，就以为中国的餐饮业成了西洋人的天下。殊不知，中餐馆已经遍布世界各地。我这一次在西欧跑了7个国家，十几个城市，所在之处，中餐馆可说无处不在。我们近20天的伙食安排，除了早餐由所住酒店免费提供外，中晚餐全部是在中餐馆用餐。就华人这个大家庭而言，可谓肥水没有流进外人田。

　　中餐馆的无孔不入，意大利的威尼斯给我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凡是到威尼斯岛上观光的，都必然要在岛上吃饭喝咖啡。圣诞节这天，我们正好到了威尼斯。从鳞次栉比、一家紧挨一家的餐馆可以看出，要不是过圣诞节，岛上的游客该是怎样的熙熙攘攘，摩肩接踵。导游为我们预订午餐的中餐馆没有注明店名，而是一个三位数的编号。他唯恐我们不能按时就餐，便作了兵分两路的安排。他自己领我们去一些景点游览，而随他一块儿从罗马来威尼斯的女友却如密林似的餐馆集中区侦察其位置，然后再约定见面的地点。大约半小时，我们在预订一的地点会面了。她与男友一见面就说：“好呀！总算找到了。幸亏今天是圣诞节，来游览的人少，要不然，我还真找不着呢。”我们尾随着她，在仅一米来宽的小巷里，穿来绕去，只见“北京酒店”、“南京酒店”、“长安酒店”、“龙凤酒店”等中餐不下几十家。其中的“南京酒店”便是我们预订午餐的中餐馆。餐馆的装饰，中华民族文化特色极为浓烈，雕梁画栋，龙凤呈祥，翰墨字画，格调高雅，对比国内一些不中不西、不土不洋的餐馆而言，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恐怕要“出口转内销”，方才不致辱没祖宗了。在西欧旅游，虽去国万里，身在异国为异客，犹在中华大家庭。一进入中餐馆，就象回到了老家。大家讲的是中国普通话，听的是中国古典音乐，吃的是地地道道的中国饭菜，喝的是正宗名牌的中国美酒，真有点使人乐不思归。我们在西欧七国十几个城市所到的中餐馆，除柏林的生意稍显冷清之外，其余家家红火。尤其让人不可思议的是，有的中餐馆并不在市中心繁华处，餐馆外人车稀，但餐馆内却人头攒动，食客如云。好在我们就餐的时间和餐位都是预订好了的，要不然，还得排队等座位。有时候，我们吃完还没来得及走，下一批客人就已经上来了。汇集在中餐馆的，不只是东方人，不少西方人也在津津有味地品尝中式菜肴。看来，中华食文化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

　　中餐馆在西欧的普及，完全不同于“麦当劳”和“肯得基”们，他们主要靠招牌赚钱。请问，在国内的“麦当劳”或“肯得基”，有几个美国人在端盘子？没有，甚至连老板也基本上都是华人。而西欧的中餐馆则不同，从老板到打工仔，几乎全都是华人。他们在给西方各国政府提供了税收的同时，不仅获取了利润，而且也获取了西欧人极不情愿奉遂的就业机会。而对华人强大的就业渗透能力，在税收和就业机会二者不可得兼的时候，西欧各国地方政府不得不“舍鱼而取熊掌”了。

　　在西欧，华人就业的竞争能力也与日俱增。就说导游这个“肥缺”吧，我们的七国之行，除了两位全程导游是华人外，其余“地陪”也大都如此，而且大都是中国留学生。在巴黎的“地陪”虽说是瑞典人，但她先生是华人，而且说自己姓李，能说流利的中国话，算是半个华人吧。只有在罗马的那位女郎是个例外。相比之下，华人为华人服务，比西洋人为华人服务要方便得多，周到得多，容易沟通得多。而且，西欧的旅游公司可以支付相对较少的工资而吸引相对较多的华人旅客，何乐而不为呢？而中国的留学生，靠自己的本领争得了西欧人视为命根子的就业机会，并以此保障自己能完成学业，也算是两全其美了。

　　当我们自己的导游领着我们来到自己民族的双手在巴黎建起的唐人城的时候，一种自豪感油然而生。曾几何时，八国联军闯入中国大门，攻城掠地，烧杀抢劫，无恶不作，侵略者在中国的土地上竟然树起“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牌子。而今天，世界之大，没有华人不能去的场所，没有华人不能从事的工作，没有华人不能得到的就业机会。凭借自己的创业精神，不仅获得国内经济的快速增长，而且在国外也站稳了脚跟，其中不少人进入了西方上流社会，不少人为世界科技、经济、社会的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即将跨入21世纪门槛的时候，中华民族完全可以骄傲地说：世界曾经是他们的，但现在已经开始是我们的了。是的，我们都是具有拓荒精神的炎黄子孙。天涯何处无芳草，机会就在我们的脚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