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伟走后没几天，暑期的压缩课程正式开课了。老外一般暑假里都不怎么选课，旅游的旅游，打工的打工。所以暑期的课中全是国际学生，而国际学生里又以中国学生最多。课间休息的时候走廊里，教室里只听见说中文的。别的亚洲学生可能觉得我们都能交流，其实只有我们自己明白，这方言之间的差别何止千万？北方学生一说快了，南方学生就犯晕。南方学生说的话，北方学生是一句也不明白。当中还不时夹带着四川话，湖南话，温州话。呵呵，基本是齐了。据说还有一内蒙的女生天天郁闷，因为在这里她找不到老乡。

　　春秋两季（1-4月，9-12月）的课程都是4个月的，而暑期的课则分为上下各半个session，也就是说在两个月不到的时间里要学习原本需要四个月的课程。这么紧张的课程安排老外哪吃的消呀？也只有绝大部分的国际学生为了节约时间和money，才会玩命似的在暑假里选课。我在上半个session里选了两门课，然后订了6月底回上海的机票。再不回去，我想我非死即疯。

　　6月期末考的时候，中国学生出了件事，连猪猪也被牵连在里面了。猪猪暑假里修了门微积分，班里也尽都是中国学生。本来课时就少，加上不少人趁着暑假拼命的玩，所以学了些什么自己都不明白。猪猪是个好同学，除了自己认真之外，还和其他人分享她的期末考卷子。考试的时候，猪猪分享出去的小抄被那个南斯拉夫籍的女变态老师截获了。抓赃的位置离猪猪至少隔开3个人了，应该说猪猪不会有事的。但那老师变态就变在居然把那一大圈子人的卷子集中起来一个个看。猪猪不是神，答题时总有做错的地方，结果查下来据说有7，8个人和猪猪的错是一模一样的。

　　按说南斯拉夫和中国的关系应该不错呀？我们大使馆虽说不是他们炸的，但也有好几个我们的同志牺牲了呢。可这南斯拉夫变态老师一点也不给中国学生面子，把事情给捅到系里去了。那几天加上犯案的几个总有十多人吧，天天聚一块儿开小组会商量对策。他们接到系里的通知，要他们去和系主席面谈。猪猪呜咽着打电话问我怎么办。我说你别怕，中国有句老话叫法不责众。这话搁哪儿都一样。你们那么多人了，真要有什么事对学校的声誉也不好，学校不是要找你们谈么？那是好事儿啊，真要判你们刑了还谈个屁呀？早他妈把你们拖出去毙了。后来我回上海期间，见他们发来的EMAIL说最后没什么事，挂一警告信，那科作废掉处理，以后再拿一次。

　　在我回上海之前玲玲就已经回太原了，阿堂朝思暮想盼着她快点回来。有天去陪几个女生去阿堂家赶庙会，见阿堂的冰箱上拿马克笔画了不少道道。我奇怪的问他是派什么用处的。阿堂红着脸说那是计算玲玲还有多少天能回来，过一天擦去一条。我哈哈大笑！不过兄弟不是叫的，是帮的。我给阿堂出了一主意，让他悄悄地回次国，去趟太原，买上几十多玫瑰的给玲玲一个惊喜。说阿堂老实他可真老实，瞪大了眼问我玲玲会不会不见他？我说放…，阿堂你飞那么远去看她，要是她不见你的话，我劝你也死了这条心吧。阿堂想想有道理，约了我晚上详谈密议。

　　那晚和阿堂两人一起策划了很久。什么时候回去，怎么在电话里打听玲玲住太原哪里，阿堂到太原后住什么宾馆，怎么打电话哄玲玲出来等等，等等。还上网查了太原的地图和各大宾馆。策划完后，阿堂已经热血沸腾了，用不标准的普通对着我说：“大佬，偶就不信节其（这次）搞不定。”我笑咪咪地望着他，想到当年我追平时的样子。第二天，阿堂就打电话去票务公司订机票了。因为仓促，票价高的吓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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