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条街的真名叫奈夫·沙阿纳街，但是这里的中国人都叫它“罗马街”。友人告诉我，几乎所有在以色列打工的中国人都知道这条街，他们在这里购买有中文提示的电话卡，在这里买适合中国人口味的食品，也在这里喝啤酒，在这里理发，在这里三五成群地等待以色列雇主来聘用。实际上，这个被称为老车站的地区是全以色列外籍劳工最集中的地方，菲律宾人、泰国人、罗马尼亚人都不少，但是喜欢抱团的中国人自己称这里是以色列唯一的“唐人街”。

　　就是这条街，遭遇了三起自杀性爆炸，最近的一起，致使中国人一死七伤、一人在爆炸发生后失踪。在这自杀性爆炸的多发地，为什么还有不尽繁华滚滚来？记者两次对“唐人街”进行了探访。

　　 遭遇第三次自杀性爆炸

　　5日晚，暂时“平静”了一个多月的以色列境内再次遭受自杀性爆炸袭击，我一看爆炸的地方，顿时头皮有些发麻的感觉：奈夫·沙阿纳街。我强烈预感到会有中国人再次伤亡。10分钟后，我果然在电视画面里看到了中国受伤者的面孔。

　　爆炸发生后，已经证实在除了两名自杀性爆炸者之外的23名遇难者中，至少有一名是中国人（截止北京时间７日早晨，还有８具尸体无法辨认身份）。在100多名伤者中，有7名是中国人。还有一名中国工人在爆炸发生后失踪。

　　6日一大早，中央电视台的一位朋友打电话问我，为什么这次爆炸会殃及这么多中国同胞？我说，因为爆炸发生的地方，正是所谓的特拉维夫唐人街的入口。在这条街上，平时总会有1000多名中国人在游逛、打工或者消费，周末的时候人则更多。

　　6日的天气格外地好，已经是第三次遭遇自杀性爆炸袭击的“罗马街”在阳光下仍不失往日的喧嚣。背着枪来回巡逻的警察比平时多了许多，如果爆炸发生时有这么多警察，爆炸也许不会发生——作为外籍劳工集中的贫民区，这里是全特拉维夫最脏乱差的地方之一，也是自杀性爆炸者最容易得手的地方。

　　爆炸发生在一家小商店门口。这家商店经营一种打往中国的IP电话卡，因为专门录制了中文的语音提示，所以很受中国人欢迎。这家商店的隔壁，是一家中国餐馆，当地中国工人和东南亚地区国家来的劳工很喜欢那里三名中国厨师做的炒面。在发生爆炸的商店对面，一个是中国人经营的小超市，一个是一家架设了卫星信号接受设备、可以收看国内所有省市卫视节目的露天酒吧。

　　一位不愿意透露真实姓名的浙江工人告诉我，爆炸发生的前几天，那个露天酒吧正在播放中国电视剧《雍正王朝》，每天晚上都能吸引上百名中国工人。他说，幸亏爆炸发生的时间是交通高峰时间，很多来看《雍正王朝》的中国工人还没有到场。他还说，如果爆炸发生在星期六晚上，死伤者中中国人肯定会更多，因为星期六是一周中唯一的休息日。在以色列，人们一周只休息一天，星期天正是一个工作周开始的第一天。

　　发生爆炸的小商店已经成为废墟。这家商店有一名姓刘的女店员，她是专门负责向中国工人销售电话卡的。当别人指点我采访她的时候，她正木然地站在一旁，默默地注视着清理废墟的当地工人，显然还沉浸在恐惧中。我请她讲述一下当时的情况，她只是简单说了句：当时我正好有事出去，爆炸在我离开几分钟后就发生了。

　　我问她是否有回国的打算，她说她现在最关心的是商店何时能够修复并重新开张，“有工作干比害怕更重要”。

　　害怕亲人担心和失去工作

　　在发生爆炸的小商店隔壁的中国餐馆，几个月前我曾经光顾过。当时我拿出相机来拍照，一名中国员工还阻止我说，这家餐馆中国特色的装修是专利，以色列老板不允许拍照。其实所谓的中国特色，不过是门口挂了中国的红灯笼而已。有两名浙江人和一名上海人在这家餐馆打工，此次受伤最重的来自浙江舟山的张敏民就是这家餐馆的厨师，她已经50岁了。

　　后来，我在特拉维夫的伊荷洛夫医院见到伤员储开文，就是在这家餐馆吃炒面时受地伤。我问30岁出头的储开文，想不想给家里人打个电话，说自己受伤不重，请家人放心。他摇了摇头。沉默半天，他问：你们是不是电视记者，能不能不要播放我的画面，以免我在家里的母亲伤心。提到母亲，他的眼圈立即红了。

　　腿部受伤住在同一家医院的沈阳人王志友是在那家商店对面中国人开的小超市买东西时被炸的。王志友说，他当晚下班回来路过那里，就进去想买一瓶别人推荐的臭豆腐。他刚刚走进商店，几百米外发生了第一起爆炸，他和其他人一样都立即蹲在地上。第一次爆炸过后，大家都以为没有事情了，他拿着瓶子到门口的收款台准备交钱，就在这时，第二次爆炸发生了，“这次爆炸就在街对面，我感觉腿部一凉，想跑，但怎么也跑不动了”。

　　王志友气色不错，讲述时还时不时地笑笑，一幅东北汉子憨厚直爽的样子。我问，这里的臭豆腐和国内的一模一样吗？他苦笑着说：我不知道，我还没有来得及品尝。

　　爆炸发生后，在阳光下的“罗马街”上，到处都可以看到三五成群聚在一起的中国工人。他们默默地注视着废墟，默默地想着各自的心事。一位四川来的中国工人指着几个正在梯子上清刷墙壁的当地人问我，你知道他们在干什么吗——他们在清理被炸飞到墙壁上的人肉。

　　我问，这里已经三次发生爆炸，你为什么还来这里？他说：我今天没有找到活干，听说有中国人在这里被炸了，就过来看看。我问：你有朋友爆炸时正好在这里的吗？他摇了摇头，然后又说：虽然我不认识那些受害者，但是我觉得自己应该来看看。他指着一群正在点燃蜡烛为死难者祈祷的当地人说，虽然他不会以点蜡烛的方式来告慰同胞，但是毕竟大家都是中国人，“我在心里为他们祈祷”。

　　这些中国工人大多是脱离了公司自己找活干的“黑工”。他们说，他们并不是不害怕，而是为了出国家里都欠了别人4万到10多万元的钱，不挣够钱还债，怎么有脸回国。他们都不愿意让记者暴露他们的真实姓名，怕家里人看了难过。一位姓林的江苏工人说：快过年了，即使我们不能与家人团聚，也不能带给家人伤心吧？

　　我问：你认为巴勒斯坦爆炸者是针对外籍劳工的吗？他反问我说，难道不是吗？他们不但炸我们，而且还抢我们，这里很多人都曾经被当地的巴勒斯坦人抢过。他解释说，中国人挣了钱，不放心存在老板那里，也不好放在简陋的住处，很多人就随身携带，结果成了当地阿拉伯人抢劫的目标。他还说，他们不懂得政治，他们只是想平平安安地打工挣钱，他们本来都很同情巴勒斯坦人，但是现在他们对巴勒斯坦人只有恨。

　　他的话也引起了其他几个中国工人的反对。一位姓张的福建人说，外国劳工虽然抢了一些巴勒斯坦人的饭碗，他们的仇恨还是针对以色列人，他们在这里制造爆炸，只是因为这里警力薄弱，人比较集中，能够制造更大的伤亡。他说：挣够了还债的钱我就回国，等到以后以巴和平了我再来。

　　 繁华不日又将滚滚来

　　1月9日晚上9点，在特拉维夫自杀性爆炸整整4天后，我再次来到特拉维夫老车站附近的奈夫·沙阿纳街。在爆炸发生的小商店前，悼念死者的蜡烛依然在燃烧，散乱的花圈上，鲜花却已经显得有些凋零了。

　　这一天当地媒体的注意力已经转移到对以色列总理沙龙所谓“政治黑金”的指控上了。爆炸声响过之后，伤者依然孤独地躺在医院里，死者已经永远地闭上了眼睛，而生者却依然要继续他们的生活。为什么我要再次来到这里？我想，我来这里，既是为了感悟生命中不能承受之“轻”，也是为了感悟那些生命中不能承受的“重”。

　　“罗马街”5日晚发生爆炸的地方，已经没有了拥挤的记者和观望的人群。但是爆炸的现场，依然用隔离栅栏围着，两个警察在栅栏内踱着步、聊着天。爆炸点周围几家商店和酒吧残破不全的门窗已经被封死，但较远处的店铺都还亮着灯，只是生意格外冷清。

　　在昏暗的街角，偶尔可以见到三三两两的黑人劳工，他们衣衫破旧，不修边幅。在街口，公共汽车依然到站就停，但是站台上一个乘客也没有。在受伤的中国工人当中，有人就是乘坐公共汽车到这里买东西而遭遇劫难的。

　　在一盏路灯下，一位来自土耳其的老年妇女摆了一个地摊，卖些手套、袜子之类的小物件，同样是一个顾客也没有。那位老年妇女的头发已经花白了，她的摊子距离爆炸地点也就不到20米远。

　　离爆炸店大约30米远，我终于在一个小酒馆里看到几个东欧国家的劳工在喝啤酒。他们大声喧哗着，使得空旷的街道反而显得更加寂静。

　　根据两年来的统计，在以色列的主要城市中，耶路撒冷是发生自杀性爆炸最多的城市，很多特拉维夫的居民甚至不太敢去耶路撒冷。在这种情况下，耶路撒冷市政当局规定店铺在爆炸后三天之内必须清理完废墟，并争取尽早重新开业，以免尽量消除恐怖不安的气氛。

　　在特拉维夫，我还没有听说类似的规定。但是我想，这条特拉维夫外籍劳工最集中的步行街，已经是第三次发生爆炸了。既然前两次爆炸后劳工们很快又重新聚集在这里，那么这次爆炸后，这条街也会很快就重新热闹起来了吧。

　　果然，随后在这条街的尽头，我终于碰到了一位住在附近的中国工人。他就对我说：刚刚发生过爆炸，人们当然不敢来了，可是，要不了一个月，这里肯定会再次人山人海。

　　他解释说，爆炸越多，这里房价就越便宜，对劳工们就越有吸引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条街附近有一个劳务市场，大部分当地人如果家里需要装修等活计，都会到这里来寻找工人，而工作机会对外国劳工来说吸引力是最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