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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决定不接受被告的庭外和解。”我一字一句地说。
中秋节快到了，G法官打电话告诉我，8日那天将第2次开庭，这是判决前的最后一次了，希望我充分准备好一切材料。这一次的庭辩是我最后的机会，成败就将在此一举，我既兴奋又紧张。
进入庭辩过程时，我把那份视听资料交给法官，开始发言：
“这份材料里的内容，是被告方现在的工作人员，在没有受到任何压力和逼迫下，亲口所述。首先我承认，我采取的这种方式确实并不规范，也不完全符合法律规定的程序。但是在为自己声张正义，讨还公道的过程中，得到一份有点价值的证据或材料，对我来说真的非常难，恳请法官至少可以参考一下。”
法官点点头，又问我还有什么要申诉的，我想等一等，先让被告发言，于是就说：“暂时没有。”
我正想再听听那位王律师大放厥词，但他只是把他们认定的事实重复了一遍，又表示，原来的工作人员已经自动离职了，无法回来作证。他突然开始说：“我们当然完全相信自己的员工对事件过程的陈述的真实性，也相信法院最终一定会秉公判断的。但是，由于这件案子拖的时间太久，以致影响我们开展其他更重要的工作，因此，我的当事人研究决定，希望能和原告庭外和解。”
怎么会这样？我有点懵，变化也太大了。
G法官问我：“原告，你愿意庭外和解吗？”
“我想先知道一下被告方庭外和解的条件，如果合适的话，可以接受。”
“我们经开会研究，鉴于原告伤情属实，而责任并不在我方，愿意支付给原告人民币2万元作为补偿。”
“这个数额有商量余地吗？”我问道。
“没有，这是我们能够接受的上限了。”
“法官，”我略一思考，对法官说，“我想恳请您暂时休庭20分钟，我想出去考虑商量一下。”
法官允许了，我走出法庭。
我把事情对大家一说，结果所有人都表示既然他们改了主意，接受了算啦，等待判决不一定对我有利的。大家的意见虽有道理，却让我有些失望，可一时也拿不定主意。
我突然想起那位法律专家吴先生，请教请教他吧。电话打通了，我把情况大致对他一讲，他说：“这是好事呀，看来被告方坚持不下去了。你现在要么接受，要么只有等待法院判决。但后一种选择的情况很微妙，存在两种可能的结果：一是他们维持一审原判，或者在原判的基础上稍微略多一点；二是完全推翻了重判，如果依法判决的话，理应支持你至少大部分的诉讼请求的。”
“那您感觉如果等待法院判决的话，这两种结果哪一种的可能性更大呢？”
“说实话，改判的可能性真的不大，中院是一审法院的上一级单位，改判就等于把他们全盘否决了，你能理解这意思吧？”
“我明白了，您觉得我还是接受调解比较稳妥是吧？”
“至少我是这样认为的，如果让我选择，我也会接受。当然，主意还得你自己拿！”
我独自在法院的大堂里坐着，喝了杯水，心里焦虑不已。怎么办？要不抛硬币决定？算了，这种“迷信”活动还是不可取。时间快到了，我最终拿定主意，走进法庭。
“我决定不接受被告的庭外和解。”我一字一句地说。
每个人都用很奇怪的眼神望着我，我也搞不懂他们的意思，反正我就剑走偏锋了，大不了败诉，说不定，还能置之死地而后生呢。
“既然原告这样决定，今天就休庭了，下一次开庭，我们将依法进行判决！”G法官宣布道。
“等一下，我还有话要说！”我大声说道。
法官正准备让我们在法庭纪录上签字，听到我突然发话，示意讲下去。
我清了清嗓子：“我有几个问题要提出：第一，被告方是否合法聘用了工作人员？按照劳动法规，北京市的企业单位在录用外来务工人员的情况下，务工人员必须具备常规五证，就是身份证、暂住证、婚育证、健康证和务工证，鉴于被告方的工作人员是直接肇事者，我要求查看上述每一项证明。
“第二，被告方的工作人员是否具有特殊的从业资格证？作为骑师这一特殊职业，按照劳动法规定，必须具有专门的有效机构颁发的骑师资格证。如果没有，被告方理当依法承担所有的责任和后果，我坚决要求查看此证。
“第三，被告方用于营业的马匹，是否经过国家动物检疫部门的检查并通过？我作为消费者，在骑马的过程中和马匹有着近距离的直接接触，它的健康与否直接关系到我的健康和安全。所以，我在此要求被告方出示动物检疫证！”
被告每个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些许尴尬的表情，我看了他们一眼，继续说道：“第四，被告方是否依法给骑马活动项目上了责任保险？按照消费者保护权益法、产品质量法的相关规定，对于这一类具有一定危险性的娱乐活动，经营企业必须购买强制性保险。如果被告已经依法保险了，我要求出示有效证明。
“原一审法院在审理此案的过程中，对于事实的认定有许多含混不清、缺乏逻辑的错误，与事实严重不符；对于责任的认定明显缺乏法律依据；运用法律条款明显失当。我在此恳请贵法院和主审法官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秉公断案，以事实为依据，以法律为准绳，维护本人的合法权益和合理保障，作出公正的裁决！”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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