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乐寮”原称“留日学生辅导协会”，是战前的伪“满洲国”为来日本留学的学生建的宿舍（日语称宿舍为“寮”）。战后，该协会的残余财产及学生寮的管理运作由1954年设立的财团法人“善邻学生会馆”继承，1962年开设“后乐寮”。

　　“后乐寮”产权起纠纷1972年中日邦交实现正常化后，中国政府与日本政府对其产权问题进行协商。中方认为这里是中国政府的财产，理所当然由中国政府接收，但因涉及到地皮等问题一时难以解决。经过两国政府友好协商，1980年，两国首脑会谈达成协议，同意把毗邻学生会馆的土地作为新会馆建设的主体。1983年8月又对法人进行改组，同意接受日本政界、财界以及中国的民间代表派出理事，改称财团法人“日中友好会馆”。会馆现任中国理事刘智刚先生说，日中友好会馆的建设是两国政府达成一致的国家事业，中日两国政府都对会馆的建设给予了财政上的支持，同时也向日本的财界及各界募集了资金。1984年，新会馆正式筹建，1985年3月建成中国留学生宿舍“后乐寮”。

　　刘理事介绍说，“后乐寮”是为中国留学生提供的生活设施，现有200个床位，主要为经济上不富裕的学生提供服务，中国教育部派出专职人员进行指导管理。

　　“后乐寮”设施世界独此一份

　　三由干雄先生是会馆的“元老”，谈起中国留学生情况如数家珍：“后乐寮”主要接收硕士以上的人才，从1985年至今已接受2750名硕士以上的中国留学生，其中多数是理工科留学生，1/3是女生。就读的学生中，有40%的人在东京大学学习，其中不乏佼佼者，比如现任威海市副市长、山东省团委书记陈伟，现为青海大学校长的李建葆（曾当选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人就曾是这里的寮生。

　　“后乐寮”里设施完善，有公共浴室、阅览室、理发室、乒乓球室、晾晒场和洗衣机等，还有免费换洗床单服务。这里的厕所由专人打扫，有保安24小时巡逻，由寮生代表组成的“寮生委员会”义务为大家服务，每月举行1至2次“学术沙龙”活动。刘理事向记者赞叹说：“后乐寮”的设施和“后乐寮”的方式“堪称世界独此一份”。

　　在“后乐寮”，记者遇上了两位刚从外面回来的女生，她们来日本不久，有幸住进了“后乐寮”。这里的单身宿舍约9米，放张床和桌子就满了，书没法放，只好放床上。“后乐寮”的食堂很大，可容纳一二百人就餐。为照顾留学生的生活，中国外交部服务中心专门派来3名特级厨师。食堂还设有卫星电视，每晚8时转播中国中央电视台的新闻。

　　收费低有补贴

　　寮生委员会长费翔来自大连，现在拓殖大学读硕士二年级，专攻经营管理。他觉得住“后乐寮”非常好，不仅交通方便，而且房租便宜，又有食堂，每餐的汤和粥免费。如果在外面住，冬天连电暖器都不敢用。问他的打算，他说，毕业后还是先在日本的企业工作一段时间后再回国，毕竟融入日本的社会文化圈有一定困难，回国发展的前途要大一些。

　　据介绍，日中友好会馆对留学生的收费是相当低的，每月只收他们1.8万日元（含水电煤气）的房租和350日元的饭费（正餐），部分住在后乐宾馆的公派生，每月的房租约3万日元。但是仅靠这些收费“后乐寮”是难以维持的。为此，日中友好会馆每年要拿出1.5亿日元，作为奖学金和日常管理经费对“后乐寮”进行补贴。实际上，这些经费的来源主要是靠会馆的运营。会馆的运营主要有3大块，一是通过出租写字楼得到不动产收入；二是靠有200个床位的“后乐宾馆”，为来自中国的代表团和访问学者提供质优价廉的服务；第三就是经营中国餐馆“豫园”，以及其它展览设施。

　　日中友好会馆的理事长村上立躬先生是记者的老朋友，他说：“中日两国是永远的邻居，友好符合两国利益，合则两立，斗则两伤，这也是两国建交时的共同想法，我现在最大的期待就是中国留学生能够学有所成。”

　　《环球时报》 (2003年02月14日第七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