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各族裔云集的美国东北部呆惯了的我，初到德国时非常不习惯。我在美国上高中和大学，校园里亚裔学生都占了相当大的比例，所以我从来就没有特别感觉到自己是所谓“少数族裔”。可在德国这个非移民国家，许多城镇几乎还是清一色的白种人，就是在柏林这个所谓“欧洲最多元化”的大都市，亚裔也并不是那么常见。在街上和地铁车厢里，我经常见到金发碧眼的女士先生，暗暗地或毫不掩饰地打量我的东方面孔。

　　到了柏林郊区的东德小镇波茨坦，我的族裔问题似乎更引人注目了，几乎每星期都有一两个好奇的人在街上或地铁里跟我搭茬，问我是从哪个国家来，有人甚至直率地开口就问：“日本人吗？”对这种人，我一向都懒得解释，瞪他一眼说：“不是。”在我想来，这些人大概一辈子都在东德某个小村庄住，没见过几个外国人，他们可能很难理解我“在中国出生，在美国入籍，来德国教书”的“曲折”身世。而我的这种感受，在德国的很多中国人似乎都有。

　　圣诞节假期里，我去德国南方看望我姑姑。她在德国定居已经10多年，在以保守著称的巴伐利亚州一个小镇上当医生。谈起在德国的感受，她说她一直未能感到被德国白人社会所接受———尽管他们一家都已经入德国籍，两个孩子一个在德国长大，一个在德国出生，都说流利的德语并且都是班上的好学生，夫妻两人各自有收入不错的高技术职业，他们在德国算是相当不错的中产阶级了，但他们在与德国人的交往中，总感到自己被当成外国人。

　　我姑姑工作所在的那个巴伐利亚小镇，只有她一个亚洲人，时不时地就有病人在走廊里追上她，问她从哪里来，不给一个确定的答案他们就不罢休，一定要刨根问底地把她的出生地点打听清楚才行。更有一些德国人，看见亚洲面孔就认为他们从事的一定是“扫地”或“洗碗”这类不需要高文凭的服务性工作，他们大都难以置信一名亚裔中年女性竟然能在德国当医生。

　　有一次我姑父买东西的时候，碰见一个他们孩子同学的家长，拉起家常来，她问：“怎么最近没见到你的太太？”姑父告诉她，她最近刚刚找到一份工作，但那家医院离家较远，所以一般周末才回家。

　　那位太太很惊讶：“她要去那么远的地方工作？为什么不在本镇的医院工作呢？那里有很多空缺的职位呀。”

　　这一下把姑父也说糊涂了：“她去问过，别人说没有呀！”

　　那位太太摇头：“不不，我知道，他们那里需要很多清洁工！”

　　我姑父哭笑不得：“您误会了，我的夫人是个医生。”听到这话，那位太太脸上露出惊异的表情。“这种事已经发生过多次了。”姑姑讲起这事时有一丝愤慨，也有些无奈，“我刚到巴伐利亚那个小镇时，在镇上找住处，去一家德国人家里看房子，是间地下室。那位太太说，租她的房子可以，但条件是一定要每个月把他们家所有的窗户都擦一遍。我说，哪有这种事，我工作忙得要死，连自己家里的窗户都没时间擦，哪有时间来擦你们家的窗户？她就说：‘你总有下班的时间吧，而且还有周末呀！’我说：‘我每天从早上7点工作到深夜，周末回家和家人团聚，怎么可能有时间？’“这位夫人疑惑地问：‘那你到底是在医院做什么工作？’我说：‘我在医院做医生呀！’这位夫人听罢后退几步，吃惊而抱歉地说：‘哎呀，医生女士，太对不起了，我还以为你的工作就是擦窗户呢！’

　　听到这些小故事，我也哭笑不得。这些事都不算大，但如果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也会带给人很多烦恼。

　　我告诉姑姑，我做“少数族裔”的感觉也实在不好。比如每天上班坐地铁时，总感到有十几双眼睛在盯着我，自己的一举一动都被人注意着，无法放松。

　　另外，我还有另一层压力：因为在德国的亚裔、华裔不是那么多，我在公共场合出现时，总是不由自主地意识到别人有可能把自己当成华裔的代表，我的行为，可能改变或者加重众人对亚裔、华裔的看法和偏见。有这样的“重任”在身，我一切都得小心翼翼，注意不要在公共场合出错或出丑，于是，一天到晚觉得疲惫不堪。放假时回到美国，坐在纽约的地铁车厢里，看着那些板着脸读报纸或直视前方的旅客，没有一个人看我一眼，这才发觉在公共场合不被人注意、可以完全放松的感觉是多么奇妙！

　　假期完了再回到德国，我也练出了“厚脸皮”，尽量不去在乎别人的眼光。别人看我的时候，我也学会不动声色地回盯她或他（不知为什么，一般是“她”），直到此人把眼睛移开为止。我发现，一般人看到我看他，都会很尴尬地赶快把眼睛移开，而我的心里总会涌出一点胜利的快感。

　　在我教英语的大学课堂上，我的德国学生总会问起德国和美国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对我比较喜欢哪个国家盘根究底。我一般都会谈到自己“在德国做亚裔”的这种感受，并且很直率地告诉他们，我很欣赏德国的许多方面，但这里缺乏美国的多元化。我喜欢在纽约街头漫步而没有人看我一眼的那种感觉，在美国，没有人奇怪我怎么会在那里，没有人追问我究竟从哪里来，没有人把我当成外国人。而只有在大家都对我的存在习以为常的时候，我才能放心地去把这个地方当作我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