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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2年6月2日，借助科隆语言学院一位来自北京的张姓同学的热心帮助， 笔者来到科隆卫星城的福雷深(音译，德文原名是“Frenchen”)。一路上，张同学用白纸自 个儿卷烟卷抽，他说，在德国留学的很少能抽得起市场上购买的成品香烟，一般都是从国 内捎过来，如果抽完了，只能自己动手卷。张同学的卷烟手法很熟练。 福雷深规模也不过相当于中国的小城镇，但发展程度远比中国的成熟。笔者在这个地方看到 的中国学生的状况比科隆语言学院的还要糟糕，而且非常糟糕。如果说，科隆语言学院的学 生比难民的生活要好一些的话，那么，在福雷深的中国学生的状况简直连难民都不如。 笔者约上午10时赶到福雷深一个小胡同口的一座三层小楼（楼顶那一层不是很规范），从外 面看，屋子很一般、很旧。房子归一个“德国校长”（德国人，但与“老哈”无关）所有。 由张姓同学敲门，断断续续敲了大约20分钟，始终没有回应。从敲门的反应来看，室内好像 从来没有住过人，也许住过，但有一夜之间人去楼空的感觉。当时，我一直怀疑里面是否住 着人，张同学非常肯定地回答说，里面肯定有人，昨天晚上科隆语言学院还有人到这里来， 然后很晚才离去。 大约又过了十分钟，才有一个睡眼蒙NFDFB的男子把门开了个缝，只能看到 里面的一只眼睛和半个脸，脸色较黑。张同学说明来意后，这个开门男子犹豫了半天才让我 们进去，一进门就闻到一股霉味儿。屋里绝大多数人都还在睡觉。在一位名叫章豪（化名） 的男同学的号召下，男女生纷纷起床，都是一副没有睡醒的样子。一旦都起床了，屋里就显 得非常拥挤。 至于为什么他们迟迟不开门，经了解主要有两个原因：他们自己有规定，一般不会轻易让外 人进来，担心警察来找他们的麻烦；第二，他们昨天晚上喝酒睡得很晚。还有一点是，有 的同学不仅待在德国是非法的，就连待在这个楼里也是不被容许的，甚至是非常危险的，因 为他们白天偷偷打黑工，晚上又偷偷回来睡觉。之所以说“偷偷回来睡觉”是因为他们没有 付钱，没被允许进入这间屋子休息。 一楼主要是一个客厅，大约有15平方米，还有厨房和卫生间，都是脏兮兮的。厨房里的垃圾 桶堆得满满的。过道成为他们的饭厅，饭桌与几个大垃圾桶之间仅能放下一条凳子。屋里到 处都是啤酒瓶，桌上、凳上、地上。桌面黑乎乎的，油渍、饭粒等清晰可见。 二楼和三楼都是学生们居住的地方。每一间房子都放满了单人床，室内剩余空间很小，有的 房间则放了小茶几或简易衣柜之类的物件。男生与女生之间，仅用一面床单隔开。衣服、鞋 子、手提电脑、零食，坛坛罐罐的满地都是。 在这个容纳一个德国家庭的房子里，最多曾经住过40个中国人。现在，这些中国人每人每月 要为每个床位支付225欧元。 他们每人大约花费了9000欧元不等的外汇从国内来到德国东部一个叫哈勒 的城市，主要由北京一家叫“四达”的中介公司给办过来的。他们一共有76人，分两批来到 这里，主要来自北京、江苏和河南。 章豪看上去是一个很精明的小伙子，他和他的哥哥一同来到了德国。他说，他们是从东部德 国来到这里的，他们在德国东部一个私人语言学校里吃尽了苦头。比如，临走的时候，学校 对他们进行了严格的检查之后才放行，德国人对一个房间的检查清点时间就超过40分钟。如 果发现物件有损毁，他们必须支付8—12倍的赔偿。学校不跟学生讲道理。 根据章豪的描述，他们在德国东部的境况确实比“科隆语言学院”还要糟糕。不过，他们在 哈勒的行为究竟如何尚不得而知。 他们为什么要从哈勒流浪到科隆？从大的环境来看，德国东部与德国西部还是有很大差距的 ，无论是经济上的，还是社会治安等方面的。国际媒体都知道德国是“一个德国，两个国家 ”，说的就是德国东西部统一十多年后仍然存在的巨大差距。中国学生去德国学习语言，在 东部的开支要比西部便宜一些。可是，在德国东部几乎处处能够看到当年的社会主义的计划 经济留下的痕迹。再者，德国东部的种族歧视问题相当严重，外国人有一种不安全感。 但是，对于这些中国孩子来说，他们离开那里有很现实的原因。第一，那个私人学校与这些 学生理想的学校之间差别非常大。第二，这些学生面临延长签证的问题。笔者见到他们时， 他们的签证已经到期。更主要的问题是，他们的签证里有“猫腻”。 他们来到科隆是因为这栋房子的主人“德国校长”许诺能给他们延长签证，并能找到更好的 学校，前提是这些学生得付钱，得住在校长的房子里。这样，“德国校长”既能够从他们 身上赚钱，而且自己的房子还高价租了出去。 更主要的是，“德国校长”对中国人的情况比较了解，对这些孩子采取“软硬兼施”的办法 ，当然硬办法居多。校长抓住了这些中国学生的把柄，因为他们签证过期就是非法滞留，只 要校长不高兴，简单打个报警电话，这些学生就会麻烦不断，甚至很快被驱逐出境。更何况 ，校长抓住了这些人的基本情况：第一，他知道这些人家里有钱，没有钱也能想办法弄到钱 ；第二，他知道这些人把签证看得比学校要重要得多；第三，他知道这些人对德国的法律等 都不了解；第四，他知道他们当时处于最困难的时候。所以，“德国校长”抓住了这些人的 “把柄”，把他们“请”到了科隆。 章豪说，他们一般是根本不让人看他们的护照和签证的，因为他们的护照和签证存在问题。 当章豪正要向笔者说明个中原因时，被他旁边的同学制止了。 章豪说，他们抵达科隆以后，就像做贼一样，小心翼翼。一般白天不出门，担心碰到警察检 查他们的护照和签证。万不得已必须出门买东西时，都是快去快回，而且还特别小心地绕过 这栋房子旁边的警察局。一旦被警察发现问题，他们很可能被驱逐出境，遣送回国。笔者 在采访德国内政部官员时，他们一直回避“驱逐”二字，只是说将他们“送返”中国。 笔者跟章豪开玩笑说：“如果我现在向德国报警，那你们岂不是一个也跑不掉？”章豪说 ：“确实是这样，如果那样的话，那你今天也别想离开这个屋子。”虽然都是开玩笑的 话，但他的话还是让我一阵惊讶，甚至不寒而栗。人被逼急了，什么事情都是可以做出 来的。 那么，他们在德国前途到底如何？他们只是说，他们现在也想不了那么多，现在当务之急就 是希望德国人能够把他们的签证延期，然后再找一个学校。当然，这又得花一大笔钱 。他们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平均每个人在德国都已经花费差不多20万元人民币，他们的家 长也意识到他们在德国留学其实是一个无底洞。同时，这些孩子还抱怨家长不该批评他们在 德国不好好学习。 这哪里是留学？这与难民几乎没有任何区别!一个家庭并不差的孩子为什么一定要在德国沦 落为难民？那么，作为难民的中国人生活究竟又是如何呢？请看一名自称“冬凌”的中国难 民自述了在德国难民营里的遭遇。笔者于2003年6月20日摘自位于德国的一家中文网站，括 号内内容为笔者点评： 公元2000年初秋的一个午后，在德东（即德国东部）Chemnitz难民总 营，我被一位德国男士 领到大门口，然后，他将我一把推出门外，不由分说地从里面锁上门扬长而去（被人 看不起是显而易见的，尽管德国是个高度文明的国家）。 不得已被赶出门的我，脚穿一双塑料拖鞋，手拿一张火车票，对德文目不识丁，茫然无措地 站在街头不分东南西北。一个小时后幸得同胞相助(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一般都不 愿 意插手，丢人现眼而且还吃力不讨好）才又搭上下一班去Vogtland Reichenbach难 民营的火车。 当时的我不知道这是又一场厄运的开始。天真地以为，多少不甘为奴的人梦寐以求 、不惜冒死投奔的西方国家是天下不自由的人得以释放捆绑、重获尊严的地方（为自 己寻找开脱的理由，有的人为了申请难民不惜谎称自己亲属因为练习法轮功或其他什么理由 而 在国内遭遇迫害，可是，德国人一看便知，他们不属于此列）。尽管在此前的一个 月里不止一次地感受到德国人的粗暴无理，可是已经一无所有的我却还存有一个坚定的信念 在支撑着——不必怕，在这块土地上我就是一个站起来的人！ 不曾想到的是噩梦般的日子竟从此开始，真似魔咒紧追不舍再也无力摆脱。在后来面 临的 春夏秋冬500多个日日夜夜里，这曾经支撑了我几十年生命的信念惟有步步后退，直至冰消 瓦解。我陷入了窒息的郁闷中，长久不能克制结束生命的念头。 住在这里的我每周需按时去管理部门报到，才能领回一张5950马克（约合250元人民币） 的 生活费(纸币)。有位妇女初春刚刚生了孩子，还在月子里，管理部门还是规定她必须亲自去 报到，任何人不得代领。拿到纸币后还必须按规定的日子到指定的黑店捧回高出其他商店的 黑市价出售的劣质东西。这种掠夺行为是公开的。每晚守候在房里等着管理员一一点名，如 果他认为你不听话或有违反规定，那张赖以活命的纸币就会迟发或停发，每月仅有的80马克 现金也会被扣回，半年一次240马克的购衣纸币也与你无缘。如果管理员对你还不满意，再 加制裁的方法是收回身份证，一次处以20至75马克的现金罚款等。每批新分来的人领到的生 活用品中掺杂着大部分破旧毛巾浴巾被子枕头，该发的东西借口没有就不给了。按规定两周 一次换洗床单被罩拖延到一个月，甚至更长。 接下来的问题是生病。我腿疼到走路都难时，却因语言障碍被医生拒绝诊治，又被 福利局拒绝提供翻译帮助，忍痛是惟一的办法。 仲秋时分，我因手术住院十天，出院回到住地，我住的房间已由管理员分给其他人住了， 除柜子里的几件衣服外，其余日用品、食品被盗窃一空。德国清洁女工说，她把我房间里的 所有纸张统统装了一个大塑料袋后扔进了垃圾箱——那是我写了一年多的书稿，德国生活日 记 ，上百张照片，亲友的书信，还有其他国家和德国朋友为我搜集的几公斤资料。望着她，我 在一种被撕碎的感觉下只有咬紧牙关的沉默！ 每一天的半夜，我都会在一阵惊悸中醒来，摸黑去烧开水，再猛拉亮灯，急速烫死那些总也 消灭不完、昼伏夜出爬在床上、桌上、柜子里、地下四处觅食的蟑螂。时不时会在公用厨房 与数只大如小猫的老鼠相遇，它们蹲在灶台上，对我翘首瞪眼，好似不速之客侵犯了它们的 领地，倒是我骇然而退！然后，再去检查插在房门锁孔里的钥匙有无移动，以防门会被突然 打开的不测。做完这些回躺到床上，闻着污浊不堪的被褥枕头透过被罩枕套散发出的恶臭味 时，心头像那夜一样的暗。泪眼模糊，欲语无言。我正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又无法抑制的恐 惧和恶心。 这是在德国吗？怎么可能呢？！ 行笔到此，用“煎熬”这个词来说明我的日子是毫不过分的。生命中的这段日子， 将是我在记忆中不会抹掉的失望和悲惨的一页。 笔者在科隆曾采访到一名专门从事中国学生到德国的专业人士李先生。李 先生在德国一家媒体工作，工作之余也顺便为中国学生牵线搭桥，但都限于官方的合作项目 ，他所做的事情也是留学中介，但他是一个个体户。他说，即使是政府的合作项目，其目的 也很简单，那就是培训结束之后就回国，但是，有不少中国学生心存侥幸，想方设法留在 德国。可是，一旦出了问题，他们往往又不知所措，病急乱投医。现在，这种政府间的合作 项目也因为某些中国学生的不良表现而越来越不受欢迎。他还说，由中介公司办理的留学往 往被拒签。他还提到一个姓孔的中国人在德国东部收了60人的钱，因签证办不下来，最 后只好吃官司。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