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0年9月，当一辆大巴士汽车把近30名中国十七八岁的年少学生从德国机场拉到这个“科 隆语言学院”时，很多学生都不愿承认这个荒凉破败的地方就是他们理想中的德国学校，不 愿承认这就是他们的留学之地。离开中国前的热热闹闹与这里的冷冷清清形成了极其强烈的 反差。有一名来自河南的中国女学生对笔者说：“我们刚下车时认定，这里肯定不是我们的 学校，这里也许是我们路过的地方，顶多是我们临时居住的地方，因为这个地方实在太破败 了。”

　　可是，当校方要求他们把从中国带来的大批行李从车上卸下时，他们方才意识到这就是他们 未来生活和学习的“科隆语言学院”，但仍然有很多学生心存侥幸，认为第一眼并不能代表 什么，后面的日子也许会很不错。他们很自信的一点是，既然每人每年已经支付了一万美金 的费用，那么，他们的留学生活应该与中介公司介绍的差不多，但现实的情况则差之甚远。

　　2002年5月31日晚，笔者乘火车从柏林赶到科隆。科隆火车站就在科隆大教堂旁边，那天晚 上，火车晚点15分钟。专门来车 站接笔者的是两个小留学生：小高（化名）和小黄（化名），在科隆调查期间，曾得到他们 两人的大力支持和照顾，尤其是小黄会做简单的饭菜，这不太容易。小高和小黄都显得很 稚嫩，毕竟只有十七八岁的年纪，脸上还有一种无助的忧郁，甚至还 有一种漠然的样子。抵达科隆之前，笔者曾与小高通过电话，也发过邮件。小黄则是第一次 打交道。给笔者的感觉是，他们都很善良，但在那个陌生的地方有些孤独无助与无奈。

　　到2002年9月，小高才19岁。2001年6月，他从河南新乡来到科隆，是第二批来到“科隆语言 学院”的中国学生，是当时一批留学生中年龄最小的。他的父亲是团级现役军人，母亲是普 通工人。来之前，他曾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一个德语培训班学过半年德语，然后通过中介来 到德国。小高说话不多，问一句答一句，但心里有数。2002年9月4日，小高给笔者发 来一封邮件，信中说：“我即将结束休假返回德国，但我们还是想起诉那家中介公司。我们 想请您帮助在北京介绍一位比较好的律师。”

　　小黄来自广西南宁，父亲是当地文化局的处级干部，母亲是护士。他比小高要胖一些，会 做饭，爱踢球，在国内曾学习过音乐。笔者见到他时，他正在跟一个24岁的台湾女大学生学 习黑管，每小时要支付25欧元。小黄在送别笔者的途中说，受父亲的影响，他对音乐有兴趣 。在国内，他在家有自己的琴房，而在德国，他只能在厕所和地下室里练习，而且都是在别 人离开之后。因为练琴的噪音而招致别人的不快，小黄是有感受的，还感到了一份压力。

　　据小黄自己说，在德国，会一点儿音乐的面临的前途可能比其他人的日子要稍微好过一些， 毕竟有一技之长。笔者在柏林街头和繁华地点好几次看到中国人在拉二胡，曲子是《梁山伯 与祝英台》。说实话，那曲子拉得实在不怎么样。也许是老外不明白的缘故，偶尔还扔下几 个硬币。笔者听一位在德国的中国朋友说，某位在德国上大学的中国人大牛（化名）因 为 无处打工，最后被迫开发自己最后那一点点音乐知识，到德国地铁站口拉二胡。大牛拉二胡 时，在德国拉二胡的中国人几乎没有，德国人见了也挺新鲜，更何况他自己真的会一些音乐 知识，老外很大方，因此，拉二胡的收入还很不错。后来，大牛索性就不上学而到处拉二 胡了。再后来，听说拉二胡的收入很高，中国人都纷纷操起家伙在德国公共场所练了起来， 好像现在的日子并不怎么好过。但愿小黄没想到要走此道。

　　小高和小黄都声称，他们父母“每月工资”加在一起也仅仅够他俩在德国使用。可是，用在 中国挣的“工资”寄到德国来花，这显然是不可思议的。更何况他们的家庭都还是属于薪水 比较低的政府机关和事业单位。一对父母所挣全部工资只够一个孩子在德国消费，如果没有 其他的资金来源，那么，父母在国内只能喝西北风了。虽然德国上大学是不需要学费的，但 是，小高和小黄现在所上的并不是大学，只是一家很不规范而且没有得到德国当局认可的 语言培训班而已，而且必须支付庞大的学习和生活费用。

　　我们一行三人从火车站走了好一会儿才转到地铁站，坐了两站地铁后，转乘公共汽车，坐了 十站地。这十站地应该是比较漫长的路程，原本比较拥挤的车厢最后只剩下稀稀拉拉的几个 人，而且好像都是农民模样的德国人和外出打工回来的中国民工，到了乡下的感觉越来越强 烈，而且越来越安静，走路的脚步声清晰可闻。在步行约15分钟之后，我们来到一个周围很 荒凉而且十分寂静的地方，这就是“科隆语言学院”。因为是夜里，一时还难以看出这个学 校有多么糟糕。

　　在笔者去调查前，德国政府的官方媒体“德国之声”两名记者曾在2002年年初对该校有如下 描述：“所谓校园不过是空旷郊外的一座破败不堪的类似兵营般的建筑。该建 筑正在进行彻底的维修。在泥泞的地面上搭起的临时木板路通向大楼内。楼梯间里堆满了建 筑垃圾，窗户上画满了各种图案，肮脏不堪，挖土机就停靠在楼房的大门前。在比邻的建筑 内也少有房客，某些窗户已被打碎。置身于科隆城边被人遗忘的角落，与德国居民建立联系 根本是一件不可能的事。”

　　我们穿过建筑工地与该校主楼之间用木板搭成的过道，来到这幢楼的大门口，在尚能使用的 货用电梯旁边等候。

　　在昏黄的灯光下，笔者看到，电梯破败不堪，电梯旁边就是垃圾桶，好像有很多年也没有人 倒过它，异味扑鼻而来。电梯的肮脏程度与正在施工的工地上所用的电梯几乎没有任何区别 。

　　据该校学生对笔者说，针对“德国之声”等媒体对这个学校曝光后，学校在某些方面已经有 所改进，但笔者看到的依旧是一副惨不忍睹的情景。进了学生宿舍，第一眼看到的则是一片 狼藉，整个楼道又黑又脏。

　　“花钱买罪受”在这个学校一点不虚，这是真正的“开洋荤”、“受洋罪”，最后受的都是 中国人自己的“罪”。

　　“科隆语言学院”与建筑工地只有一“道”之隔。该校没有承诺中的现代化教学设施，没 有舒适的学生宿舍 ，也没有宽阔的运动场所。当然，“四周绿荫环抱”确实存在，因为在德国任何一个地方几 乎都是“绿荫环抱”。学校校舍本身就是没有完工的工地，而且，学校四周也同样是建筑工 地。有学生说：“几乎每天上课和休息都能听到来自工地的噪音，严重影响了我们的学习和 生活。”

　　不过，这个工地还成就一段中国女学生与德国工人之间的“爱情”。郭兰（化名），来自西 北民族大学的一位20岁姑娘，长相还不错，会说一些英语。来到科隆语言学院不久，就与一 墙之隔的建筑工地上的一个德国民工认识了。据她的同学说，她很快就“嫁”给了这个德国 人，而且是因为爱情真的“嫁”了出去。同学们反映，她这样做纯粹是为了设法留在德国， 至于她是否真正嫁给德国人值得怀疑，因为德国人对谈女朋友很随便，对结婚却非常慎重， 与德国人长期同居而始终不能结婚的中国女人多的是。这个德国民工的文化层次并不高，有 的同学甚至为这样的婚姻所不齿。

　　截至笔者调查时，“科隆语言学院”这个学校已经一共招收了四批中国学生，其中前三批人 数比较多，第四批人数急剧下降，原本很多人都计划来，但最后抵达的只有六人，其中就包 括了上述的王芳小姐。因为在那时，中国国内已经听到有关科隆语言学院的不实之词了。 德国学校本身的问题多多，中国生源自然就会受到影响。在科隆语言学院的中国学生，几乎 全是中国人，且大多数来自河南、广西和北京等地。

　　第一批26人（笔者采访时只剩下11人）、第二批23人（笔者采访时，在校的只剩四人）、第 三批27人（原定82人，因为签证等问题很多人没有来）、第四批六人。校方负责人坦言，在 科隆语言学院前后招收的四批中国学生中，由于招生“把关不严”，学生素质差，其中有不 少女生经常吵嘴、打架、闹事等。

　　有中国学生向笔者反映，他们到德国后并没有与校方签订一份能够真正维护自己正当权益 的合同。第一批和第二批学生有一份合同，第三批学生的合同则与前两批学生的合同内容有 本质区别，第四批学生连什么合同也没有。他们交纳的大笔费用也没有正式的收据，有的只 有自己通过银行汇款而由银行出具的单据。

　　对此，该学校一名负责人“老毕”在接受笔者采访时说，在这些学生中，对第一批和第二批 学生的收费都有收据，而第三批和第四批则没有给学生收据，与学生签订的合同可以作为收 据。不过，同学们反映的有关合同与收据的详细问题， 老毕并不愿意多谈，但对于中国学生中存在的问题谈得比较多。他说，由于整天与他们打交 道，他对这些学生的失望表现有非常深刻的体会。关于他和德国合伙人之间的关系，也谈得 比较多。

　　笔者发现，所有同学反映的都是学校的问题、中介的问题以及自己丢失钱物等方面的问题， 但是，对于学生自身存在的种种问题，往往避而不谈，既不愿意谈自己的问题，也不愿意谈 别人的问题。尽管笔者一再追问，但他们要么避重就轻，要么就说不知道，有的采访完全是 “挤牙膏式”的。

　　有同学说，科隆语言学院每迎来一批学生，德国人就会成立一个新公司。经过调查，笔者发 现，在迎接四批中国学生时，德国人前后曾使用过三家公司的名字：“CONFAS”公司、“德 中文化交流中心”、“德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迎接第三批与第四批中国学生用的均是同 一个 名字“德中文化交流有限公司”。

　　由于德国公司实行注册制，注册一个公司很容易。从这些公司的名字来看，“德中文化交流 ”这样的字眼在中国人的意识里是有不同理解的 。一般都会认为这是比较正规的、可信度比较高的机构或企业。这是在中国留学市 场上类似的名字泛滥的一个重要原因。

　　据了解，中国学生刚来时，德国方面对中国人还是很友好的。这个学校是他们一手办起来的 ，尽管几乎全是中国人，但他们也很希望把这个学校办好，希望能够办出名，希望还有更多 的中国学生来到这里。学校希望通过中国人的到来而名利双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