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电话打过去，我同学正在上班，很忙。他问我是什么事，能不能等一等。我说“是天塌下来的事。你快来吧！”他二话不说，放下工作就来到了我家。到了家，我和他进了我的屋关上门。他问什么事。我只是把信给了他。他边看信边问“这个词什么意思，那个词什么意思。”信还没完全看完，他把信往床上一拍，“这她妈的叫什么事？她脑子有毛病呀！这是她写的信吗”我告诉他签名绝对是Sunny的，没错。而且她随信还寄来了我给她的订婚戒指。顿了一下，他赶紧说“先稳住她，以免她再作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事！赶紧回美国，越快越好，以免再生变故，不让你入境。到了美国就好了。我们都会支持你的！” 我觉得有道理，就立即给航空公司打电话改票。

　　接下来，我们就一起分析。我们一致认为她是为了和我分手而又怕我向她要钱。而且，很又可能她已经有了一个美国靠山。一切这些都只还是猜测，但又是唯一合理的解释。看来Sunny还是不了解我。如果好离好散，和我商量，我也不好让她还钱，因为她毕竟还没有工作。但她现在这样做，我必须公事公办，维护我的正当权益，和她斗到底，争这口气，讨个说法。

　　朋友问我“在这之前又没有任何征兆？”我不禁仔细回想了起来。

　　2002年6月15日，Sunny从波士顿搬到费城。听说我未婚妻要来，我很多同学都来帮忙。他们开车去接Sunny，帮她搬行李，搬家具，整整累了一天。有一个同学为了给她搬箱子，还从楼梯上摔下来了，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但Sunny一点也不领情，马上让我一个朋友带她到郊外买东西。我朋友工作很忙，抽不出时间，Sunny就不高兴了，冲我在网上发脾气。后来，一切都安排妥当了，Sunny就又开始找工作了。我也尽可能在学校的网上帮她找。我们几乎每天都用yahoo messenger聊天。她还经常发一些信息给我。　　一切都很正常，直到7月26日。那天，我又和她网上聊天。我开玩笑说，“我听说你从来不戴订婚戒指，是不是还想找其他的选择呀？”想不到，她立刻就急了，一直追问“你听谁说的？谁告诉你的？” 因为没有任何人告诉过我，所以我也没说什么。然后，她就突然不再和我聊天了。然后一连几天，她都不和我联系。我打电话也不接。直到7月31日她突然来了一封e-mail.
　Hi,
　　thanks for the job information. I just got back late from NYC for job issues. My cell phone has problems these days. Could you give me your home address tonight that I could mail you my graduation photographs to take to my parents, and maybe something else:-)?
　　Lin
　　看到信末尾的笑脸，我觉得肯定没事。谁想到她是话里有话，指的是那封信。

　　直到我回到费城，我才对事情的前因后果有了一些认识。原来，刚到费城时她还是挺正常的，一直忙着找工作的事。但是，屡屡碰壁之后，她有些绝望了。我记起7月中的一天，她突然哭着打电话给我“怎么办呢，找不到工作！”边说边哭。我只好安慰她，说这都是因为她学的方向和学校的原因，问题不在她。我会支持她的。谁想到，这正说到了她的痛处。她又觉得我给她泼冷水了。当时就把电话挂了，好几天不和我联系。过了几天，她又打电话回来和我聊天，我们才好起来。那次，我们聊了很久，她还把电话卡用完了。在电话中她曾半开玩笑地说，“你也可以和其他人发生关系，只要不爱上别人就行。”我说，“那你干吗？”我当时只当这是个玩笑。回到美国后，大家知道我们关系破裂了，才告诉我一些事情。7月中下旬，我们楼里的中国人看到Sunny早晨不到7点钟和一个40多岁的白人男子从我们楼层坐电梯一起下来。撞到了熟人，她显得极端不自然。还有几次，有人看到她清晨7点钟在附近的街道上和这同一个男的聊天。有时候还能看到她早晨7点打扮得漂漂亮亮刚从外面回来。由于不清楚我们之间的事，所有的人都对我守口如瓶。他们只是觉得Sunny的举止有点怪。要不是发生了这件事，我可能永远也不知道这一切呢。根据这一切推断，我立刻明白为什么她在7月26日那么着急，追问谁告诉我她不戴戒指的事。她可能以为有人告诉了我什么情况，或者看到了她什么，着急了。从7月26日到她发出这封信的7月31日，只有短短的5天。而这短短五天却发生了这么重大的变故。如果有可能，我真想当面问问她当时几天是怎么想的。担心我回去质问她，和她分手，向她要钱，所以“先下手为强”？其实我当时什么也不知道。她想得太多了，聪明反被聪明误，弄巧成拙了。可既然现在她已经做出了人生中一个重大的选择，也就没办法回头了。她必须为她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我焦急的等待着，恨不能马上飞回美国。在这同时，我也一直在一字一句地研究Sunny的信。看到信末尾作家的名字，我不禁想“是不是这个作家帮她写了这封信而在后面支持她呢？这个作家看起来名气很大，又是纽约时报等许多报纸杂志的专栏作者。看来问题严重了。”于是，我赶紧用Google查询这个作家，找到了她的e-mail地址，发了一封信过去。在信里，我问这个作家是不是代表Sunny承担一切相关的法律上的责任。她赶忙回信澄清自己，说Sunny找过她，想要找她咨询，但她告诉Sunny她并不是一个法律专业人士，并不适合做这种咨询，她建议Sunny去寻求专业的法律咨询。我又把我和Sunny的事情简要的和这位作家说明了一下。我对她说，无论Sunny的指控有多严重，我至少有解释和辩护的权利。她回信说，“我在Sunny写这封信的过程中没有起任何作用。我并没有牵扯在这件事里，也并不想牵扯进去。”看到它的回信，我心里踏实了不少。我猜想Sunny是想借用这个作家的名声来压我，让我感到她是有很强硬的支持的，想给我一种威慑，让我不敢轻举妄动。这是典型的博奕论中的一种做法，所有这些，包括这封信，这个作家，移民局，FBI等都是她在发出非常强硬的信号“我不是好惹的！”来震慑对手，压倒对方。如果我被她吓倒，不敢回美国，她就不费吹灰之力解决了我，可以高枕无忧了。看来她还是在哈佛学到了一点东西，而且很可能后面还有“高人”指点。另外，她看来非常希望用信中的“人权”，“民主”，“自由”，“中国脆弱的法律制度”，“所有受虐待的女性”等等言词来博得这个极端维护女性权益的作家及其他美国人的同情，最好能帮她把信发表出来制造舆论，影响司法公正，打击我的名声。信里最后的措辞完全是为了迎合美国主流媒体对中国的看法。设想一下，假如纽约时报发表了Sunny谴责我的信，公布了我的个人信息，将会给我造成多大的压力。不了解内情的人们，尤其是美国人，肯定会首先同情一个女性，弱者，受害者。而我又远在万里之外的中国，有口难辨，又被直接或间接的和所谓“没有民主，缺乏人权，脆弱的法制”等抽象的概念联系起来。这就远远超越了个人隐私的问题，而是想借意识形态和舆论的导向性借刀杀人了。她所希望的就是把这件事情在美国人的媒体里尽量闹大，以达到她的目的。这在她信的第一句就暴露无遗。她说，“我自己决定将这件事公之于众。”这一切真可以说是机关算尽，尽其所能。我也深深感到，我是在和一个非常聪明，但又非常邪恶的女人在打交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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