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外称中国年轻一代问题多 不愿吃苦但更自主

　　中国正处在转型期，生存环境的复杂性深刻影响着年轻人这个群体。他们在为不同的事情苦闷和焦虑着，就业、买房、买车成为多数人永恒的话题，“房奴”“车奴”“孩奴”成为他们头顶的一个又一个难题。

　　我们无法仅用一个或几个词语来概述这群年轻人，毕竟年轻人的脚步走得是如此之快。但我们能从世界对中国青年的看法中，捕捉到这个年轻群体的一些特点。这其中既有褒奖，也有批判;有客观分析，也不乏片面误判。我们需要用理性和辩证的眼光来看待，通过外国人的眼光来更全面了解这个群体，也让这个群体更冷静客观地了解自己。

　　特点一：见识广 更开放

　　菲律宾《问询者报》题为《中国的新一代》的文章作者这样写道：我看到她穿着红上衣黑短裤，迈着矫健步伐坚定地走在成都商场外的人行道上。我觉得她代表着当今中国最令人着迷的一个方面———见识越来越广、更年轻的一代城市青年。她以及像她那样的人将塑造他们国家的未来。他们想为自己及他们的国家要些什么，将决定北京同西方的关系。

　　最近访华期间，与年轻人的谈话使我得以一窥这一代人的思想，令我对中国不断的变化步伐充满希望并保持清醒。

　　1990年只有26%的中国人生活在城市及其周边地区，到2010年已上升到43%，到2030年预计将上升到70%。1986年我第一次访问成都，它还是个建筑低矮的城镇集市。如今的成都是个高楼林立的大都市，到处都是新建的公寓大楼和高端商店，还拥有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群体。

　　为了探究下一代中国雅皮士的思维，我在清华大学校园内见了12名学生。这些学子很多来自贫穷农村地区或家庭，这些家庭过去住在政府提供的单间里，现在却有了自己舒适的房子。

　　他们的开放性、对世界的了解以及高尚的理想给我留下深刻印象。一名年轻的女学生想攻读海洋生物学博士，其他人将到国外从事经济或工程学研究，但会回到中国追求他们的事业。另一名学生想建立一所像伦敦夏山学校那样的“保护孩子天性的自由学校”。她从哪里了解到了夏山学校?“通过互联网”。

　　所有人都说，大多数中国年轻人并不关心脸谱网站、谷歌或YouTube网站被封，中国国内的类似网站已令他们感到满意。中国政府正投入巨资打造新的、内容受掌控的社交网站以满足日益增长的需求。甚至那些翻防火墙的人也说，他们对高层领导的表现感到满意，对未来感到乐观。

　　中国学生并没我想象的那样具有明显的民族主义情绪。一些人担忧“无孔不入的美国文化”，另一些人则赞扬美国的开放，想去留学。至于中国在世界所扮演的角色，这些学生对国家的崛起感到兴奋，但对未来的全球地位却不确定。大多数学生赞同中国的当务之急是保持稳定，这样才能维持经济高增长和缩小贫富差距———这恰好是中国政府的立场。从我的较小规模的调查来看，这不是寻求革命的一代，而是渴望向前发展和更多了解世界的一代。

　　特点二：不愿吃苦 更加自主

　　美国《纽约时报》题为《中国工厂正在争抢体力劳工》的文章称，吃苦是中国文化的传统美德。但对中国的年轻劳工来说，这已不是一个光荣的标志。28岁年轻人张金方(音译)高中毕业后辗转于多个工厂，“有时我干了几个星期就辞了，因为工作太辛苦或太无聊。钱很重要，生活得轻松也很重要”。向晴(音译)是一个纺织工厂的招聘人员，她的工厂需要2700人，现在缺少700个。她说：“现在越来越难找到‘爱厂如家’的人了。年轻人娇生惯养，毫无耐心。”

　　劳工自我意识增长的一个因素是教育水平的提高。去年，约840万人从高中毕业，越来越多的年轻人雄心勃勃，非常乐观，更有权利意识。另外，他们熟练使用高科技，如手机、E-mail和网络聊天工具，与其他工厂的同行联系紧密。“奋起反抗不公正待遇时，他们没那么担心会挑战权威了”，一位中国劳工专家说。

　　在一家锁厂工作的梁小姐说：“我们的父母日出而作日落而息，不管婚姻有多难，仍然坚持。我们不一样，无论是一个糟糕的婚姻还是一份坏工作，如果讨厌，我们就走人。”

　　近日，随着中国出口拉动型经济的重新复苏，诸如广东中山等地方的力量平衡改变了——雇主们开始争抢劳工。很多工厂在短缺15%-20%的劳工的情况下开工，老板们开着“宝马”、“大奔”满街转，到处雇人。

　　劳工荒揭示出一个现实：由于计划生育政策，16-24岁劳工的供给已达顶峰，接下来的12年内将下跌三分之一。另一个现实是，这一批年轻的中国工人成长于一个期望值与日俱增的国家，不再愿意像尽忠职守的机器人那样，拿着低薪干重活。

　　专门研究中国2300万移民劳工的清华大学社会学家郭玉华说，新一代流动工人受教育程度较高，会上网，向往城市生活，“不想再回去当农民”。香港工业总会副主席刘展灏说，他建议工厂老板们提高工资，对员工更人性化，多听听他们的抱怨。“年轻一代与父母的思想不一样了，他们被家庭保护得很好，不想吃苦。”

　　特点三：倾向在国内发展

　　德国之声题为《中国人不喜欢去海外工作》的文章写道，中国正积极鼓励其企业集团到海外扩张，但这项努力正面临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因为很多管理人才不愿到海外工作。德国《金融时报》分析了这一现象。

　　以中国留学生梁水英(音)为例，她在澳大利亚布里斯班大学攻读市场营销，还在写毕业论文时就得到该市一家公司提供的工作。可梁水英拒绝了。她说，虽然希望毕业后在跨国公司工作，但也希望离家近一些。因此她宁愿在12月份毕业后尽快返回家乡广州找工作。

　　该报称：“偏爱家乡的梁水英并非个别现象。中国各集团公司都在抱怨说，找不到愿意去国外生活和工作几年的员工。这种状况给公司向海外扩张带来困难。一方面中国的企业集团难以用本国人员填补国外分公司的人员空缺，并在当地传播公司文化;另一方面，中国的总部也缺乏具有外国市场经验的雇员。”

　　华为公司一名不愿透露姓名的西方经理说：那些即便因为工作离开中国的雇员，也总是生活在自己的小天地里。他最近去了华为在印度的分公司，发现那里的中国同事几乎没人去过新德里，而分公司离新德里不过50公里。这名经理说：他的同事们不会自愿要求去国外工作，除非感到对前程发展绝对必要。通常他们会把妻儿留在中国。自己在外国勤奋工作，目标就是尽快期满回国。他承认，缺乏与当地的文化交流一再给公司带来困难。华为还是中国在海外成功的典范。

　　香港大学国际经济关系学教授许德音(音)说：“大部分来自中国大陆的毕业生根本就不感兴趣在外国发展。恰恰是最有才华的人才觉得最好的发展机会在国内。”

　　《金融时报》写道：“中国公司在海外的收购越来越多……但企业集团的最大份额依然集中于国内市场……中国政府期待企业国际化，多年前就提出‘走出去’的口号。”该报引述许德音的话,“我们没看到太多成功例子，这不是缺乏资金的问题。”他认为，人事政策至少是个关键因素，国内的良好发展机会，(密切的)家庭联系及对其他文化缺乏兴趣的综合因素，是人们不喜欢去国外发展的主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