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把和伊莎贝尔的对话翻译给她的父母听，他们也很是关注。我问这个小女孩，她是中国人还是法国人。她歪头想了想，说：

　　“老师说的，我们都是法国人。”

　　伊莎贝尔就在她家附近的小学上学。因为这里有很多外国移民，所以她的班上各种肤色的孩子都有。墙上就贴了一张伊莎贝尔同班同学的集体照，20多个白、黑、黄皮肤的孩子。我给林建华解释道，在学校里，老师一定是反复教导孩子，不管是什么肤色，他们都是法国人。看来，家庭影响，还比不上学校。林建华夫妇对女儿的回答很高兴。他们不怀疑将来孩子会像一个真正的中国女儿一样孝顺父母，但他们也知道，女儿的未来，肯定是在法国。他们希望女儿将来能毫无障碍地在这个国度里生活。我接着和伊莎贝尔开玩笑：“你在学校里没有个小男朋友吗？”

　　伊莎贝尔的眼睛里闪过一丝狡黠，手指在集体照上同学的脸上迟疑地划动着，他的父母都停下手中的活儿。小女孩的手指在一个黑人小孩的脸上停了会儿，倏地收回了。她把两手在胸前捏着，抿着嘴，不说话。 轮到林建华有些傻眼：

　　“是个黑……黑人啊？”

　　我不由大笑起来，让他们还是尽早做好思想准备，受法式教育长大的女儿，以后没准儿真的会带上个黑人女婿上门。

　　过了几天，林建华情绪低落地找到我。正是这个给他和丽芬的生活带来欢乐的女儿，让他们一直难受了好几天。原来，学校有一个星期的假期，组织学生去英国度一个星期的夏令营，费用也是属于市政府的教育开支。旅行、住宿，一切都已安排好了，学校让伊莎贝尔给家长带来一封信，让家长领孩子去警察局办旅行证。

　　按法国当时的国籍法，出生在法国的外国人的孩子，18岁时自动成为法国人。在18岁前，如果想要获得法国籍的话，必须由父母提出申请，并且要在法国连续生活五年以上。这个由父母提出申请的要求，就断了不少非法移民的孩子获得法国籍的可能性。所以，七岁的伊莎贝尔，就身处一个怪异的境地：按法国的教育法，法国国土内的未成年人必须上学，接受公立的免费教育。于是她凭着自己的出生证，顺利地上完了幼儿园，进了小学。但是除了她的老师告诉她，她是法国人之外，伊莎贝尔却没有任何身份，甚至比父母还要“黑”：他们至少还有本中国护照。而伊莎贝尔能证明自己存在的，只有一张市政府出具的，注明了她生身父母、出生地和出生时间的出生证。

　　在法国有居留权的外国父母，如果孩子不是法国籍，则可以把孩子的名字和照片附加在自己的护照上，孩子的身份随父母，可以去警察局为孩子办一个有身份证之效的旅行证明，这样孩子就可以由他人照管离开法国国境旅行。伊莎贝尔的学校正是让她的父母去办理这样的手续。但是他的父母恰恰是无力完成在学校看来再简单不过的事。

　　怎么向女儿解释？告诉她，她和她的小朋友们不一样，她不幸地身为黑移民？她不能离开法国，除非是想彻底离开：没有任何国籍也没有居留证的她，一旦跨出了法国的国境，就别想转身再进来!而这种状况，一直要到她18岁之时？告诉她，这到底是她，还是父母的错？但是孩子能理解吗？而且，怎么去回答学校？林建华和我诉说了一番苦恼，说这两天干脆就没让孩子上学，她闹的时候就哄哄她，估计她的同学已经出发去英国了。

　　伊莎贝尔坐在地上，不声不响地用彩笔涂格子。我和她搭话： “你知道你为什么不能和同学一起走吗？”

　　“我知道，因为我爸妈怕警察。”

　　“他们为什么会怕警察？他们又不是坏人!”

　　“反正警察会抓他们。我也怕，警察把他们抓走了，就没有人给我做饭吃了。”

　　我想，伊莎贝尔对警察的畏惧，可能和温州老乡的一些做法有关。林建华就是这样，在孩子哭闹的时候，他就常常吓唬说：再哭，警察就来了！

　　那你想去英国吗？”我又问。小女孩点点头，眼睛红了，手上的彩笔在纸上乱抹。丽芬在一边叹口气。林建华说：“真的，老王，想个什么办法，搞个纸张，把我这几年的积蓄全花掉都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