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陈没拿到那张近在眼前的塑料卡，只拿到一封信。那位通法文的朋友给他解释道：警察局根据轻罪法庭的判决，利用特赦条例中“特赦对象不能有危害社会公共秩序的行为”一条，拒绝了他的特赦申请。如果他当时在规定的十天时间内上诉，轻罪法庭的判决就暂时不能生效。上诉案开庭会等不少时间，警方现在还得把居留证发给你……就是晚了几天！但就在这几天里，老陈的命运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地发生了彻底转折。

　　老陈又上诉了。因为萨巴提尔律师告诉他，虽然不能对轻罪法庭的判决提起上诉，但是对警察局的行政决定，就是说对拒绝特赦的决定，还是可以去行政法院上诉的。但这已经是另一个官司，还得出一万法郎。上诉开庭已经是半年以后。我接到老陈的电话，让我去听听，

　　告诉他律师法官都说些什么。我约了我的记者朋友勃盖一块儿去。

　　还没轮到老陈的案子，我和勃盖就和这位华人圈里知名的萨巴提尔律师聊天，告诉他我们是记者，正做着华人移民问题的调查工作。他以为这个案子还有上诉的必要和取胜的希望吗？萨巴提尔律师微笑着说：“绝对没有。但是中国人总是要坚持到最后。”在萨巴提尔律师做他不到三分钟的陈诉时，老陈神情紧张，我给他做的翻译，也不知听没听进去。律师说老陈仅是由于不了解法律程序而耽误了上诉，但是个守法移民，而且还交了罚款……

　　三位法官退庭，五分钟后出来，宣读判决：既然轻罪法庭的判决是有效的，警察局在此基础上做出的决定自然是合理的，予以维持。作为了结，萨巴提尔律师和老陈握了握手，走了。

　　我和勃盖也准备告辞，老陈拉着我们不放，非要请我们去咖啡馆喝杯啤酒。大家刚落座，老陈就嚷嚷着，让服务生给每人来杯啤酒。她女友有些忿然，说，这下该死心了吧？并且让他算算，为了这张纸，他花了多少钱！老陈摇头苦笑道，现在还说这些干什么？没什么大不了的，就算这两年没挣到钱。他女友说这比没挣到钱还麻烦，他以后在法国就有犯罪的底案了，都进了电脑了，以后的路子也都堵死了。老陈说没事没事，不就是下半辈子回中国嘛，中国现在发财的机会多得是。他说自己出国前在上海认识了一个朋友，当时就是一家房地产公司的处长了，现在的官肯定更大了。前不久自己给他去了封信，他马上就回信了，还寄来全家的照片，让我和他合作做生意呢……啤酒还没喝完，他就忍不住转脸问我：“你这个朋友有没有路子？把案底从电脑里抹掉？花点钱也行啊？”

　　我和勃盖谈论起萨巴提尔律师。“这是个腐败的家伙！”勃盖说，在法国，繁杂的离婚案的律师费平均也就是8000法郎。像这样只需出庭一次的简单的案卷，三四千法郎罢了。在报道里笼统说有律师欺诈中国移民，也没什么意义，不过没法将他这种行为直接报道出来，哪怕只是说出萨巴提尔的收费标准，都可能会遭到他的起诉，作者没有证据、证人，最后没准还要被判向他道歉……

　　现在可以点出这位律师的大名，是因为好些年都没在欧洲华文报纸上看到他给旅法华侨的问候了，他失踪了，确切地说是潜逃了。法国警方经过长期侦察，认定这个律师犯有欺诈和藏匿巨额收入等罪。能够抓到一个律师的罪证，可不是轻而易举的事。但是在警方持逮捕令登临他的律师事务所时，才发现这个狡猾的家伙已经人去楼空了。但是，这张通缉令，仍在全欧洲等待着他。

　　我想起了几年前，有一次我和巴黎警察局分管华人社团事务的拜石警长见面，那时萨巴提尔律师还处于事业的巅峰时期，中国“客户”不断。我提起自己正做有关中国移民的调研，说想采访一下萨巴提尔律师，听听他总是和中国人打交道的感受，拜石警长看了我一眼，说了句当时我没太理解却意味深长的话：

　　“是吗？那你得抓紧了。”

　　林建华的故事

　　非法移民接受了没有“纸张”的生活状态，打黑工挣钱，被警察抓住算倒霉，实在是没纸张不行的时候，比方房东要签租房合同、老板要签工作合同，还有个办法：花钱借个合法的名字。这一切，似乎都成了黑移民的生活中自然存在的一个组成部分，他们已经接受了生活中的额外的附加或者是原本的缺失，但是，“纸张”问题时不时在他们没有料到的地方冒出来，使他们重新痛切地感到，没有纸张的生活，不是正常的生活。

　　1985年，17岁的林建华凭一张荷兰旅游签证，坐小车绕了条没有边境检查的山路，进了法国。当时听人说未成人不能申请政治避难，也就没有动这个念头。当时，温州老乡都明白，申请政治避难也不会获准，却能获得一两年在等待结果期间合法打工的权利。但是林建华不需要这个权利，也一头扎到了黑工场中。当时，他成了温州非法移民中绝少的没有随便编造些理由，完成“申请避难”程序的人之一。

　　就这样，在1991年法国改革申请避难程序，同时大赦以往避难申请被拒绝者时，他错过了这个机会。看到和他前后脚来法国的老乡都凭着申请避难的资料，拿到了“纸张”，而他还在“黑着”时，他沮丧透了。五六年后，提起这事，他还愤愤不平地说，在法国，老实的人不如撒谎的人。他的道理无可辩驳，但他还是加入了他看不惯的撒谎的人的行列。在那次大赦之后的1992年，他也去报了政治避难。按条例规定，政治避难申请，必须在到达之后三个月之内提交，否则无效，不予审理。于是他只有在申请之时，声明他是在1992年9月到的法国，使得他到法国的时间缩短了七年。他收藏好了所有的申请资料和警方、难民署的回信，想着以此等待下一个机会。但恰恰是这个他自己扔掉的七年，差点儿在五年后，又使他失去一个机会。

　　他的避难申请正好进入刚改革后的审理程序，到第三个月就被拒绝了。他一如既往地打他的黑工。到了1996年，他的独生女儿伊莎贝尔七岁了，上了小学，是他和同居了八年的女友丽芬的孩子。孩子的母亲也是温州人，没有“纸张”。在孩子出生时，医院的护士给孩子起了个法国名字。我去过林建华的家，在巴黎北郊贫民区的一个30来平方米的房子里，也是兼做制衣作坊。林建华黑黑的皮肤，微胖，可能是很少出屋，不加修饰，脸上的胡子始终是刮不干净的感觉，稀稀拉拉地留在鼻子下和下巴上。丽芬有高血压病，当她从缝纫机前抬起脸打招呼时，你会发现她有些浮肿。但是伊莎贝尔却是这个压抑的环境里面一个令人欣悦的亮点。她是个非常漂亮的小女孩，而且活泼伶俐。高兴起来，能在缝纫机之间的狭小的空间里突然来个利索的侧手翻，把她父母吓一跳。看来林建华和丽芬从来都不在她的穿着上马虎，每次见到她，都是一身很神气的童装。她的父母总是很欢迎我的到来，因为他们很乐意看到自己的女儿能够找到一个用法语的谈话对手，叽叽喳喳讲个不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