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温州移民中，得不到纸张的人随处可见，得而复失者，除了四眼崽之外，我还认识一位老陈。40来岁的老陈1987年就到了法国，算是巴黎温州人中的老资格了。他和所有的老乡一样，走了申请政治避难的程序。在1991年政治避难审理程序的重大改革以前，法国政府发给所有的申请者一张允许工作的临时居留证。他于是合法地打了两年工，做餐馆的二手，直到1990年申请被拒绝。在他又“恢复”了非法移民的身份后，便经营起了小型的家庭式黑工场，加工衣服，收入还不错。他和老婆在中国已经离了婚，在法国和也是没居留证的女友同居。两人的工钱加上雇佣的两三个工人，每月也能剩个三四万法郎。
1991年法国改革旷日持久的政治难民审理程序，将期限缩短到6个月。同时，政府认为自己承担了一定的道义上的责任：在某种程度上，正是这种旷日持久的审理，使得申请者们在法国建立了正常的生活后，又重新“沦落”为非法移民。于是承担这一责任的举措就是在1991年特赦这批“沦落者”。老陈将自己的申请特赦的资料交去警察局，当时就拿到了三个月的临时居留证：正式的居留证正在加工制作之中，三个月后可以领取。
上衣兜里揣着这张贴了自己的照片，盖着警察局大印的绿纸，老陈感到自己获得了新生。自己已经不再是黑移民了，有纸张了，法国梦正在变为现实。他在餐馆里订了三桌酒，宴请宾朋。喝得大醉，夜半回家后还记得一件事，他和女友商定，等后天把手头这批活儿做完，就别在家里做衣服了。让那两个工人也赶紧到别处去。这段时间，可千万别出什么事。
第二天早上，有人敲门。老陈从窥视孔里一看，剩下的那点儿酒劲也吓没了：警察！但是不开门也不行了。他被带到警察局。解释说自己只是在家做工，没有雇人，那两个工人是他的朋友，自己是帮朋友的忙，在自己家里让出点地方，让朋友也可以有个挣钱谋生之处。被人雇佣做黑工和雇佣他人做黑工，是两种性质的问题。前者只是违反居留法和劳动法，后者属于触犯更严重的刑事法。警方不相信老陈的辩解。认定他是黑工雇主，而且，在那两个工人中，有一个才17岁。
资料被警方移交司法部门。老陈赶紧找了个律师，准备打官司。不通法语的老陈也是通过朋友找到了一个律师。中间人说如果让律师包一半，要15万法郎，如果让律师全包，要3万法郎。老陈毫不犹豫地说全包全包，尽管他也弄不明白半包全包究竟有何区别。上了法庭，老陈自然不知道律师是怎么辩护的。判决书下来了，罚款3万法郎，坐牢三个月，不过是监外执行。老陈周围的人都劝他把罚款交了，因为过几个月还得领居留证，得留下一个遵守法律的印象。
老陈去法院交了钱，打电话找律师，说是度假去了，凡事度假后才能联系。朋友们也难再给他新的建议。老陈于是就等待着。直到碰上一个朋友的朋友，法文出色，老陈将轻罪法院第31庭做出的判决书给他看，这位朋友在法律术语和专门格式里读出这么一句话：如果被告对此判决有异议，必须在十天内向上诉法院起诉。但老陈碰上这位朋友时，已经是判决的第十二天了。
他赶紧采取行动：找了一个中国移民非常熟悉的萨巴提尔律师。这位律师在20世纪80年代末到90年代中在华人圈中大大有名，专打华人官司，而且以非法移民的官司为主。每到华人的传统节日，他都会在巴黎的华文报纸上买出版面，向华人致节日问候。他的事务所里专设了华人翻译。老陈付了1万法郎现金，自然是没有发票，萨巴提尔律师的收费从来不低于1万法郎，也从来不开发票。他写了一封信，寄去上诉法院。
个把星期后，华人翻译打电话来，告诉陈先生太晚了。 三个月的约会到期了，老陈拿着临时居留证去警察局。在办公桌前，办事员打开他的案卷，他一眼就看到，一张塑料的一年居留证就放在资料的最上面，还有他的微笑的塑压照片，一伸手就可以拿过来。但是办事员的脸色渐渐变得很阴沉。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