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搜狐出国
作者：《开放时代》刘超
最近，全国重点高校清华大学度过了它的百年校庆。一个多世纪以来，中国的大学也经历了曲折的发展历程。而在一百多年前，中国的大学都经历了哪些改革和建设？和如今的大学相比，又有哪些值得借鉴和反思呢？那时的大学有没有人讨厌学英文？是否也都扎堆学“热门”专业？而大学的老师是否都热衷考职称？
民国时期大学发展的“黄金十年”
世界历史表明，现代国家的发展与大学的成长息息相关，大学是国家实现现代化最有效的动力之一。相比欧美等地来说，我国大学起步甚晚，但相对并不漫长的中国近现代史来说，其历程却并不算短，迄今为止，校史超过100年的大学为数不少。然而，办学历史与办学规模的极大发展，却并未给近代以来的国际知识界贡献太多重量级的学术成果与文化巨子。我国大学界的现状和大国崛起所必需的学术文化实力之间仍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一点，迄今仍是我国文化软实力得以提升的重要障碍。
中国大学出现于十九世纪末，但最初乏善可陈。至1915年，有人问时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中国有大学乎？”胡无言以对。1921年，北大校长、原教育总长蔡元培在纵论中国大学时说：北洋、山西、东南等3所国立大学“幼稚程度可以想见……力量较大者，唯一北京大学……独立承担全国教育”。直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末，各界都认为中国大学中除北大、交大等之外，其他像样的大学均属教会。
而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一局面迅速扭转，教会大学相形失色。这表明，在此短短几年中，中国的大学格局实现了重大突破，形成了覆盖南北的大学群和知识共同体。在老牌的北大之外，还形成了一系列名校：中大、清华、协和、武大、浙大、中山、交大、唐山交大、燕京、金陵、圣约翰、厦大、南开、北洋等。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国内南北统一，各方建设猛进”，政府倾力发展文教，知识界亦迅速发展，史称“黄金十年”。抗战前夕，中国高校达到巅峰水平，出现若干所国际高水平大学。
破格取才制度的实施：涌现少壮派教授群
破格乃“特事特办”，意在“突破格套”，是在更高层次上对制度的扬弃，以便为拔尖人才预留宝贵的空间。因此，越是名校越是敢于破除成见，不拘一格招人才。
于学生而言，在招考过程中对非常优秀的考生，可以破格录取。五四之前，胡适破格录取了数学零分而作文满分的罗家伦。后来罗家伦掌清华后又录取了同样严重偏科的钱钟书（英文满分、数学15分）。在毕业环节上，清华亦行破格，著名诗人林庚毕业时，因不愿做学术论文，乃提出以文学作品相代，国文系主任朱自清经过考虑，予以同意。
对教师来说，破格制度尤为重要。这在清华、北大体现得尤其明显。蔡元培掌北大时就破格录用了梁漱溟等人。在晋升环节中，国民党教育主管部门有一系列举措，如副教授为“外国大学研究院研究若干年，得有博士学位，而有相当成绩者”。教授为“副教授完满两年以上之教务，而有特别成绩者”，尽管先后出台的一系列政策各有差异，而且呈逐步收紧之势，但都未将学衔与职称直接挂钩，这就为人才的晋升预留了空间。
故无数自学成才的名家同样可以担任教授甚至研究院导师；更重要的是教授的晋升主要由学校决定，主管部门只负责审批。这种宽松的制度足以保证多数教师可以在最短时间内跻身教授。因此，民国最年轻的教授为22岁（叶公超），二十余岁的教授大有其人，如胡适、朱自清、钱钟韩、钱钟书、华罗庚等。如此一来，全国就形成了一个30来岁少壮派的洋派名教授群。而青年一旦跻身教授，则免除了后顾之忧，可以全心治学、教研、服务社会。这一制度普遍推行也就意味着，其时绝大部分学者的整个学术黄金时期都可以在教授平台上度过，而不致因职称而做出无谓的牺牲和消耗，即便其时的资深教授亦不过只有五十多岁。
转系转学制度的实施：高考失利学生有望入名校
和破格录取一样，转系转学制度亦深具意义。转系制度在清华、联大体现得尤其突出。该制度的受益者为数极众，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季羡林外，林庚、吴祖缃、李长之都是转系生。更具意义的是转学制度，其时北大、清华、中大等名校均有转学考试。绝大部分考生是从津、沪诸地以此途径进入北平名校，比如北大的李长之，南开的曹禺、孙毓棠、何炳棣和宗璞，都转往清华。
就本质而言，转学制度是对升学制度的救济，对不少优秀学子而言，即便高考因故受挫，仍有望通过转学考试进入理想学府，而不至于因环境埋没人才，这在客观上亦促进了资源的良性互动。
公费留学制度的实施：归国报效的学生远超90%
公费留学制度亦颇为重要。其时，对青年学子来说，公费留学的主要渠道有三：一是庚款留学，二是中央各部门的选派，三是省一级的选派。其中，庚款留学最为主流，极受青睐。在相当长时期内，这一渠道专属于清华。公费留学的制度意义重大，一方面它有利于学人专业水准的提升；另一方面亦能强化留学生对祖国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产生感恩之心，促其日后更积极地回报社会，服务于知识界。晚清民国大约20万留学生，归国率远远超过90%，这确保了绝大部分名校的海归派教授比例都超过60%。
民国办学的特点之一是“高投入、高产出”，具体表现为“二低五高”，即“低知识分子率、低大学录取率”和“高名校率、高洋派率、高名教授率、高少壮派教授率、高成才率”等一系列特征。对我国现今的情况而言，“五高”等一系列特征已很难实现，其原因正是教育模式的重大转型。
民国时期实行的是精英教育，一方面受教育者是精英，教育者本身也是精英。于生源而言，抗战前夕每年招生万人左右，考生约七八万，无论是毛入学率还是录取率都极低，如清华、北大、中大、交大、协和、北洋等的录取率都长期保持在10%左右甚至更低；对教师来说，半数以上都有留学背景，少数土著学者也是从优等生中选拔出来的，这样的反复筛选使大学教授的精英率相当可观。生源和师资的条件，都决定了民国大学较高的整体水平，而这一切在现今大众化教育的条件下都已经难以复现。
外语在民国大学地位高
校长用英语压服学生风潮
考察民国大学时同样也容易发现，教会学校和具有较深国际背景的学校，成材率往往比较高，最典型的是协和、清华，以及燕京等，毕业生成材率大都保持在半数以上。这看似偶然，实乃必然。因为这些学校都注重外语，除中国文史课程外几乎都是采用全英文教材。以清华为例，该校在1925年前后只有50名左右的教师，但已开设7门外语课程。如此水准，的确当得起“外国语文学在清华素有根基”之誉。
外语不仅仅是工具，而且是了解其他文化的窗口，更是一种世界眼光，故外语方面的优势是学子日后取得卓越成就的重要保证。民国时期，人们大都异常重视外语，这在素以趋新见称的北方（主要是平津）尤其明显。沈尹默回忆说：“一九二八年女师大风潮，杨荫榆被赶，许寿裳去当校长，就职演说就用英语讲的……好像不用英语，就不足以压服学生。五四运动以后快十年了尚且如此，我初到北大时期就可以想见了。”一般学术史家都注意到“清华学派”具有鲜明的贯通中西的风格，这绝非凭空获致，而是与其非凡的外语功底分不开的。如陈寅恪、赵元任、吴宓、刘文典、浦江清、钱钟书、季羡林、周一良、李赋宁等人，至少都可以驾驭六七门外语。
民国大学学子过于功利
一窝蜂学“热门”专业
民国大学反面经验是，民国大学过于强调实用学科而忽视看似“无用”的基础学科，这为其日后原创力的日渐缺乏埋下了伏笔。罗家伦掌清华之初，乃称：“我们的发展应先以文理为中心，再把文理的成就，滋长其他的部门。文理两学院，本应当是大学的中心，文哲是人类心灵能发挥得最机动最弥漫的部分。”他感叹：大家“不知纯粹科学是应用科学之基础。注重应用科学而不注重纯粹科学便是饮无源之水”。基础学科属于“道”（本体）的范畴，实用学科属于“技/术”（操作、运用）的范畴。显然，前者更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人文和艺术几乎就是伴随着人类社会的产生而产生，其积淀极为丰厚。
没有足够人文艺术修养的人，不可能成为见识高远的拔尖创新人才。在不少欧美名校中，其最核心的是文理学院，而工、商、医等都处于外围。而这一“核心”地位，绝非虚誉，而是实实在在地体现在经费分配、人事安排、课程设置等诸多方面。在社会心理方面，欧美一般上层民众也重视基础学科，包括文艺，认为这是“享受人类的文明”，而实用学科更多的是出于生计之需（即“谋食”）而用的手段。
民国大学史表明，当时大批学子过于功利，一窝蜂地挤向工程、经济等“热门”专业，但实际上成才者极寡，“人才死亡率”、“学术死亡率”奇高，这导致严重的人才浪费。
以上所思，只是一孔之见，对于今天的大学建设是否可行，尚待实践检验。我国大学的基本改观，更有赖于我国稳定局面的继续保持，有赖于有关部门和社会各界的齐心协力。可以相信，如果上述条件能够具备，如果我们能进一步加强国际眼光，从本国国情出发，能继续拥有更宽松的“以人为本”的环境，并充分借鉴民国大学和国际名校之经验教训的话，我们的大学是有望在今后几十年间取得显著进步的，亦有可能为我们的社会培养出更多人格健全、专业拔尖的创新人才。
刘超/文 摘自《开放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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