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0后”留学生眼中的留美3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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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1978年12月26日邓小平决定恢复向美国派出首批52名留学生为肇始，当代留学潮走过了30个年头。

在过去的一年中，美驻华使领馆共发放学生签证5.1万个，同比增长52%，留美学生占当年大陆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35%。种种迹象表明，由于人民币持续升值、赴美签证过关率看涨等因素，今年又将是一个留美高峰年。　　

　　在笔者的记忆中，从曹桂林的《北京人在纽约》到钱宁的《留学美国》再到王蕤的《闯入美国主流》，留美的艰辛故事逐渐被改写为奋斗与成功的励志篇章。随着“80后”一代成为留美的主力军，并且广泛涉足理工科之外的学科，中国留学生们已然塑造了敢于在课堂上和美国人辩论的新形象。而在老一辈留美华人的言传身教下，新人们对美国社会、制度和文化的理解也日趋深刻。

　　压力与兴奋并存

　　许多带着“两个皮箱一个梦”来到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降落在美国各大机场的一霎，往往会有这样的疑惑：这就是最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确，平民社会的美国和许多中国人设想的美国大不一样：除了那些屡屡在电视电影中曝光的著名建筑，美国更多的是一望无际的乡村，转角某间有了年头的小店，街头徜徉的各色人们，地铁站褴褛且忧郁的卖艺人，热闹但豪华程度绝对无法与中国相比的酒吧，以及轰隆作响、晃晃悠悠的百年地铁。但是，如果把这些表征作为美国不过如此的证据，那就大错特错了——美国真正的强大之源乃是它先进发达、并让美国人骄傲的教育体系。

　　一位来自清华大学，现就读纽约大学库朗数学所的中国博士感叹说：出国之前觉得中国人数学好，是最有可能在世界上取得领先的学科，用杨振宁的话说，“因为数学不需要什么先进设备，用纸和笔就能搞，是中国人最有可能在诺贝尔奖中取得突破的学科”，出国之后才发现原来即使是数学，美国的全面程度、研究方法和对应用的探索也实在令人叹为观止。

　　在美国大学学习，最大的想不到恐怕是美国人的课业压力。虽然赴美之前也听说过美国大学是宽进严出，但是没有想到，美国顶级大学普遍采取的学业绩点(GPA)制度和荣誉制度是如此严格。按照百分比给分是非常严酷的，例如总分排在班级前5%的学生可以获得A，而排在后5%的学生只能得到C，在中国大学里那种皆大欢喜的场面不会出现。而美国大学通常要求平均分在B(良好)，才能够获得学位。对于想要进一步升学，进入研究生院攻读博士或者硕士的学生来说，一个好的GPA——通常是A左右，是非常重要的。对于博士班和其他拿奖学金的同学来说，如果不能保持好的学业表现，奖学金就有被剥夺的危险。班级总分的来源则包括了平时作业、小测验、期中考试、期末考试、论文等等。美国的大学生都有一个学校网站的个人账户，里面有个人信息和课程资料，老师常常在每节课后在网上贴出一个在线测验，要求限时完成并提交。

　　可以说，围绕GPA展开的斗争是一场你死我活的较量，付出了高昂的学费和以未来前途为风险代价，人类的竞争本能被完全激发出来。于是美国校园的一景便是，学生们背着大号登山包、手提电脑包，图书馆满座更是常有的事。老师对于同一间教室里学习的同学给予相同的待遇，因为国际学生身份而获得照顾是完全不可能的。许多刚刚从国内应届毕业，习惯了国内大学轻松惬意学习生活的同学甫一抵美，既面对语言关，又有学业压力，往往觉得难以适应。难怪有人感叹：到了美国才知道什么叫题海战术。

　　由于美国站在学界和话语权的高端，即使课业压力大，在美国顶级大学学习仍是一件非常令人兴奋的事情。各院所的知名教授都亲自带班授课，这就意味着在一个教室里带领着十几个学生学习的教授往往是这一领域的学术泰斗；使用的教科书是该老师自己的专著；某种分析方法可能即出自该老师的手笔；聆听老师的教诲，直接随性的提问、交流，则往往有种置身历史的神奇感觉，因为这位老师曾经的弟子们，如今可能也已经是活跃的学者、商界领袖，或是政治精英。

　　另一方面，美国学界与社会的良性互动是常例，知名的大公司CEO退休后进入商学院教书，曾经指点江山的政治家、外交家回归学院，重执教鞭也是常有的事情，这些人从教后也即成为教师队伍的普通一员，是坐在课堂上的你可以随意提问、请教的对象。例如，美国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回到母校乔治城大学担任教职，美国现任国务卿赖斯也即将卸下职务，回归斯坦福大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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