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和马克夫妇四个星期的房租期满后，我随后又在语言学校的安排下，搬到了另外一户安家。安是个家庭主妇，她有三个孩子，最大的女儿14岁，最小的女儿才2岁，还有一个5岁的儿子。她的丈夫做电脑生意。说真的，第一天走进安家，当看到安怀里抱着一个2岁多的孩子时，我当时就差点眼泪夺眶而出。因为那时，我立刻想到了自己在国内的孩子，他也才刚刚2岁多，而我却只身在国外留学。不过 ，我还是装得若无其事，逗逗那个孩子，然后到楼上我的房间去整理东西。

　　在安家，依然能随时感受到点点滴滴的文化差别。安家的孩子多，她也非常计较很多事情。比如，规定学生洗澡，早上要尽量时间短些，不要超过10分钟，等等。而最糟糕的是，一次在洗澡时，不知为什么，洗澡水突然由热变凉，我想大概是洗澡超时吧，房东也就不客气了。再比如，一天，安家又住进来另外一位叫克劳迪娅的来自西班牙的漂亮同学。算是同住安的房子，我们很快成了好朋友，也一块去过酒吧。一天，晚饭时，安的几个孩子和我们都一同坐在饭桌旁，等待就餐。在快开饭时，5岁的男孩，不知因做错了什么受到了父亲的批评。这时，在一旁的克劳迪娅出于好意随口也插话批评了这个男孩一句。没想到这个孩子立刻严肃地说：“不， 你不能这样对我说话！”当时，我最突出的感觉是，这个男孩非常有个性，而且绝对是西方人家的教育结果，西方人对孩子的教育都非常重视尊重孩子的个性，因此尽管是小孩，但他也有很强的人格自尊和自我意识。尽管是一件区区小事，但我感到，在东西方家庭的两种文化环境中，不同的教育方式所造就的孩子的个性和独立意识是不同的。西方的孩子更独立，自我自尊意识更强。住在安家，离大海比较近，有时，为了离开孩子太吵闹的安家，我也经常到都柏林的一个著名海边名胜Dun Laoghaire 一带看书散步。

　　那是个5月3日的上午。背着蓝色帆布书包的我照例顺着海港的甲板走去，每到这里，都感受到海风清新拂面。在海边暖暖阳光的照耀下，我一边欣赏着海边的风景，一边盘算考虑着下一步如何联系入学的事情。因为，尽管爱尔兰的教育制度完善，各种大学不少，但要考虑进入一所高质量的国立大学，不仅需要托福成绩，也需要严格申请程序才能获得。因此，选择适当的学校最为重要。

　　临近中午，海边游人不少，三三两两，有成双成对的情侣，有扶老携幼的家眷，此地是都柏林城市的一个港湾，也成了观光旅游的一个景点。而我一个孤身的女留学生，在这个港湾景点上，也随时吸引着不少人的目光。这时，我感到有一个高个子、肤色黝黑的将近中年的男子总来来回回地跟着我，过了一会儿，戴着墨镜的他径直向我走来，问道：“Excuse me,what time is it now？(对不起，请问几点了？)”我虽然也好生奇怪，因为我分明看到他胳膊上带着手表，但也还是礼貌地告诉了他：“现在是下午1点钟。”男子接着问道：“Are you a Japanese?(你是一个日本人吗?)”“No, I am a Chinese.(不，我是一个中国人!)”我答道。

　　“我们能找个地儿聊聊吗？”这个中年男子似乎颇有兴趣聊天。看了看眼前这位高个男子，我想听听他究竟要聊些什么，就说：“当然可以。”我没有拒绝这个谈话的对象，就地找了个空地儿坐下，一同聊了起来。

　　这个中年男子似乎很善谈，非常能侃。他对我说，他是个作家，同时也搞电影。他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爱尔兰人，而他父母已离婚了，所以他才随母亲呆在爱尔兰。他还知识并不贫乏地提到了小说家法国的莫泊桑、美国的海明威《老人和海》和霍桑的小说《红字》。同时，他还提出希望和我交个朋友。我告诉他，我目前正在都柏林学英语。他马上十分有兴趣并健谈地说，“我可以教你英语”，并说“即使你的英语暂时有困难，我们还可以用Body Language(身体语言)来交流”。 说真的，这也是我头一次听说并学习到了“Body Language”这个英语词汇，而且是在异国一个令我产生戒心的陌生男人口中。在海边这个特别的场景中，这个专有名词被我牢牢地学习到并从此储存在脑海。

　　面对海边邂逅的这位作家，我自然格外戒备，十分小心，以学习考试忙为由，断了“交朋友”这个话题。不过，这位海边的“侃客”不仅留下了他的地址，还希望下次再在这里见面，并执意要我告诉他我的地址，我自然不会！谁料事隔一年以后，就像电影里的镜头，我甚至又在都柏林的市中心碰见这位如影相随的“侃客”，骑着赛车，像以前一样，主动上前和我搭讪，只不过这次以问路的形式套近乎，一下认出又是那位海边的“不速之客”，我便匆忙敷衍了两句，迅速离开。回到安家，我还是告诉了安海边的事情，她认真地叮咛我：“记着，尽管爱尔兰大多数人很好，但也要提防少数居心叵测的坏人，不要再单独到海边去，不要和陌生男人说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