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向未来，专家建议：
　　
　　尽快扩大公派留学人员规模；加大投入，按需派遣，提高质量；积极鼓励留学人员回国服务。
　　
　　回顾过去，效益评估：
　　
　　培育了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使我国的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
　　
　　[研究背景]
　　
　　自1978年我国政府本着“打破封闭、开创局面”的精神派遣出国留学人员，到2000年年底，已向世界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近16万人。其中国家公派约5.7万人，单位公派10.2万人。回顾过去，面向21世纪，我们迫切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20余年来，公派出国留学的收益到底如何？还存在哪些问题？在新的世纪里，面对急剧变化的国际国内环境，公派留学承担着怎样的新使命？
　　
　　[课题简介]
　　
　　“公派出国留学效益评估”研究是由教育部国际司和财务司发起的，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和中山大学高教所合作承担。本课题自2001年3月初启动，采用定量和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先后向120余所高等学校、中国科学院和社科院系统的5000余位留学归国学者和管理人员发放了调查问卷。课题组深入到10所高校和科研院所进行了重点调查，还对我国驻日本、美国使领馆教育处(组)的干部和在外留学人员进行了专题调研。
　　
　　1.如何评价我国公派出国留学的收益？
　　
　　公派留学者的个人收益
　　
　　本次调查的数据表明，尽管公派留学人员的收益存在个体差异，但从整体上讲，出国留学的个人收益是非常大的。
　　
　　出国留学对留学者本人在下述八个方面均有重要影响：
　　
　　视野的开阔、外语水平的提高、知识的更新能力、获取和鉴别信息的能力、学术发展的方向、学术水平的提升、国际交流能力和社会活动能力。
　　
　　此外，出国留学也使许多留学人员在职称职务晋升方面具备了更为有利的条件，个人和家庭的生活水平普遍得到了明显的改善。
　　
　　公派留学人员的个人收益，从经济学的角度来分析均不属于完全的“私人收益”，而是一种具有“社会收益”性质的个人收益。研究表明，公派留学的社会收益明显高于个人收益。
　　
　　公派留学的社会收益
　　
　　(1)为我国教育科技界培育了能够与国际学术界进行对话的新一代学术领导群体。这一群体的形成虽然与众多的因素有关，但留学经历则是其中最重要的影响因素之一。在中国科学院院士中，改革开放以来的留学归国人员占绝大多数，在工程院院士中，其比例也超过了50%。在本次调查的百所高校中，下述人员具有出国留学经历的比重分别为：院士76%，博士生导师45岁以上为55%，45岁以下为58%。在我国的著名大学中，留学归国人员在学术领导骨干中所占的比例明显高于一般重点大学。
　　
　　(2)在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中培养了一批具有国际经验的主要领导管理骨干。在所调查的百所高校中，校级领导的51%，院系领导的35%均有过留学经历。
　　
　　(3)我国几乎所有学科的知识，包括学术思想、理论和研究方法在很大程度上都得到了更新，创设了一大批曾经空白的学科，陆续引进了大批新教材以及新的教学方法，极大地提高了我国学科建设和高等教育的水平，对高等院校人才培养的质量产生了重大影响。
　　
　　(4)使我国的科研水平有了显著提高，大大缩短了我国与国际水平的差距，一些学科已经达到国际领先水平。
　　
　　(5)留学归国人员通过承担国际合作和委托项目，通过科研成果转化等方式，为国家创造了相当巨大的直接经济效益。调查数据表明：留学归国人员人均创造直接经济收益为144.2万元，国家公派留学的经费投入与直接的经济收益比为1∶10以上。
　　
　　本次调查显示，公派留学的非经济收益远高于经济收益，长远的、隐性的收益远高于短期的、显性的收益。
　　
　　(6)建立了广泛的国际学术交流网络。留学归国人员成为扩大本单位、国家与国际社会交往的辐射源，尤其是成为我国与国际学术界联系必不可少的桥梁和纽带。有77.3%的留学归国人员认为自己的留学经历，对单位国际交流与合作的影响程度很大。
　　
　　(7)在全世界传播我国文化，开展民间外交，反对台独。在维护祖国统一，促进我国与不同国家人民之间的相互了解与沟通，提高我国在国际社会中的地位等方面发挥了重大作用。
　　
　　(8)为我国在海外储备了一大批高级专门人才。
　　
　　(9)留居海外的公派留学人员(包括自费留学生)大都在想方设法直接或间接地为祖国服务，仅以各种形式在国内创办的高新技术企业等就约有4000余家，年产值逾100亿元。他们在传播我国文化、开展民间国际交流等方面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并且已成为在海外维护我国利益、扩大我国影响的重要政治力量。
　　
　　2.公派出国留学工作中存在什么问题？
　　
　　尽管我国的公派留学工作在过去20余年间取得了巨大的成效，但是由于种种主、客观原因，我国的公派留学工作也存在若干迫切需要改进的方面。
　　
　　(1)总规模过小，与国家当前和长远发展需要严重不相适应
　　
　　从1978年到2000年，国家公派出国留学人员总计61771人(公布数字为56520人)，年平均为2700人，2000年与1980年相比不仅几乎没有增长，而且期间有些年度还有明显减少。
　　
　　统计数据还显示：20余年来，在每年出国留学人员总数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所占的比例正在逐年减少。以我国驻美国使馆纽约管区为例，1981年国家公派(含科学院公派、省市部委公派)留学人员占93%。而到了2000年，该管区的在外留学人员中，国家公派的比例已降到了6.8%，即使加上单位公派人员，所占比例也仅达到21%。
　　
　　(2)国家公派留学的经费投入增长过慢
　　
　　从1980到1998年，国家财政收入增加8.5倍；财政支出增加8.8倍；国家的高等教育投入由28.1亿元增加到294.9亿元，增长10.5倍。而1980年对公派留学的投入只有大约2亿元人民币，到2000年，也仅增加到约3亿元人民币。20余年间总计投入约为50亿元人民币，国家公派留学投入增长过慢，已经严重影响着国家公派事业的发展。
　　
　　20余年间，国家对公派人员留学期间的实际资助费用虽有几次调整、资助额度有所增加，但问卷调查显示：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生活水平与留学所在国家当地居民比较，生活在中等水平以下的占75.3%，其中处于贫困状态的占32.1%。国家公派到法国和英国的留学人员处于贫困线下的比例最高，竟分别达到了57.7%和43.8%。
　　
　　(3)没有形成“国家队”的品牌
　　
　　1996年国家留学基金管理委员会成立之初，即把公派留学工作定位为要充分利用国家留学基金、建立一支高精尖的出国留学“国家队”。
　　
　　但近年来的实际情况显示，国家公派留学在一定程度上存在着留学人员质量下降和脱离国家急迫需要的倾向。譬如，由于实行“个人申请”，造成一些单位和申请人把国家公派出国留学看作是“个人行为”，使得国家公派留学与单位人才培养计划脱离。又由于个人申请国家公派留学，从准备申请、参加考试，到获得批准、联系出国成行一般至少要一年半的时间，因此业务骨干大都没有时间、精力和动力参与这种“马拉松式的长跑”。如果条件允许，他们往往会通过寻求其他渠道(校际交流、合作研究、自费等)联系出国。这样，就造成了基金委只能在很有限的范围内被动评审择优，很难形成“国家队”品牌，同时也容易造成实际派出人员与国家紧迫需要相脱节的情况。
　　
　　例如北京市近年来急需的是高级技术人才、经营管理人才和具有跨学科知识和能力的复合型人才，而1996年至2000年实际公派出国的留学人员中，文科占43.7%，文科中很大部分又是北京市比较充裕的语言、文学类人才。
　　
　　这说明，国家公派留学不仅在派出人员的数量和层次上，而且在派出人员的学科结构方面都有改进的必要。
　　
　　3.新世纪公派留学应对策略
　　
　　我国自1978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已有大批公派和自费人员出国留学。据统计，从1978年到1996年，全国出国留学人员27万余人回国9万人，回归率为33%。(见附图)
　　
　　在上述三类人员中，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回归率是最高的，其次是单位公派，最低的是自费留学。自1997年以来，这三类人员的回归率均有提高，尤其是国家公派，回归率已达95%以上，自费留学的回归率也以每年13%以上的速度递增。
　　
　　影响人才外流与回归的推力和拉力在不同的发展阶段其作用程度均有不同。如在20世纪90年代初，留学生学而不归的原因主要有国内大的发展环境不够理想、知识分子的社会地位偏低、科研条件落后、世界范围对人才争夺的加剧等。到了20世纪90年代后期，人才回归呈现逐年迅速增长的态势，其主要原因有：国内有较好的个人发展前景和较高的社会地位、能使子女受到较好的基础教育以及家庭的纽带作用、人才正常流动的机制和较为宽松的用人制度、中国文化情结的吸引。
　　
　　上述关于人才流动的理论观点对我们的启示是：
　　
　　人才的国际性流动是一种历史现象，并且有不断增强的趋势。在我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的大潮中，政府采取“支持留学、鼓励回国、来去自由”的留学政策，是一项审时度势、与时俱进的明智之举。
　　
　　人才外流是发展中国家在对外开放的过程中不可完全避免的现象。在当代，它又呈现出更为复杂的状态。因为人才外流并不等同于人才流失。不少居留在外的学者又都在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就直接回祖国作贡献而言，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比例是最高的，而自费留学人员的比例在当前还相当低。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派留学的独特作用就愈显突出。
　　
　　在近年的出国留学人员中，自费留学人数的比例已超过90%。与国外的合作办学也在迅速发展中。争取和获得出国留学的机会已成为大学生、教师、科研人员、管理人员等越来越普遍的要求。在这种情况下，国家公派留学应当怎样定位，应当采用何种价值标准？
　　
　　我们认为，自费留学主要是满足公民个人在教育上的需求，行业和单位公派则主要是为了满足本行业和本单位在人才培养方面的需求，而国家公派则主要是要满足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对高级人才的需求，尽管这种需求与个人或单位的需求不能截然分开。
　　
　　在我们的调查中有不少人反映，目前的国家公派留学含有“贫民化”的倾向，已出现“一流人才走自费、二流人才走单位公派、三流人才走国家公派”的现象，国家公派留学人员大半是来自二、三流的院校和其他企事业单位。为这些院校和单位培养一些人才未尝不可，但却不应成为现阶段国家公派留学的目标。
　　
　　有人主张：“国家公派就是要支持国家发展最需要的方面。最需要的不一定是最优秀的。留学基金就是要用在国家最急需的人才身上”。
　　
　　我们认为，国家需要可以分为紧迫需要和一般需要、当前需要与长远需要等。尽管国家留学基金应当着眼长远，兼顾一般，但最重要的是它要力求满足国家最紧迫的那些需要；尽管国家留学基金应当着眼全局，注重公平，但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则应当突出重点，坚持效益优先的原则；尽管国家公派留学的工作，应当注重吸引大量在外的留学人员以各种方式为国服务，但在当前更应注重进一步创造条件，发挥已回国人员的作用。已归国人员有了施展才华的舞台，就会对海外留学人员产生一种示范和感召作用，从而形成滚雪球式的回归效应；反之，就会形成一种推力，甚至出现人才回归后再外流的状况。
　　
　　4.对国家公派留学政策的若干建议
　　
　　改革开放20年的实践证明，我国通过公派留学，已经培养出了一批各条战线上的优秀人才。而要适应21世纪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国家公派留学教育将肩负起培养更多骨干人才的重大使命。为了承担起这一重大历史使命，建议如下：
　　
　　(1)尽快扩大公派出国留学人员规模
　　
　　我国各条战线留学归国骨干人员中，绝大多数也都是过去20年间的公派出国人员。自费留学归国人员近年来虽然明显增加，但其比例依然很低。因此，要解决国家高级人才，尤其是具有国际知识和经验的高级人才紧缺的状况，在今后相当长的时期内，仍然需主要依靠国家公派留学。
　　
　　(2)加大国家投入，提高国家公派留学人员的资助水平
　　
　　为了尽可能地提高国家公派留学基金的使用效率，政府除了全额资助国家公派访问学者之外，还可运用市场手段，采用灵活方式，资助地方、单位以至个人以公派形式出国留学，以尽快扩大出国留学的规模，例如：
　　
　　——采用国家配套经费的方式，资助地方政府、单位增派出国留学人员；
　　
　　——非全额资助国有企、事业单位中年轻的管理和业务人员以自筹部分经费的方式出国进修；
　　
　　——设立政府攻读博士学位奖学金，资助在国外攻读某些紧要学科博士学位的中国公民。
　　
　　(3)按需派遣、提高质量，逐渐形成“国家队”的品牌
　　
　　建议根据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战略和规划的要求，坚持实事求是、量力而行、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方略，设立国家公派留学项目，并能够根据形势的变化，对所设项目适时地予以调整。
　　
　　目前建议设立：
　　
　　——WTO项目；
　　
　　——西部大开发项目，为国家的“西部大开发”战略提供急需的人才支持；
　　
　　——重点学科项目，按国家重点学科制定选派规划；
　　
　　——俄罗斯、东欧项目。
　　
　　此外建议继续执行好“重点大学系主任/实验室骨干研修”项目，并增加攻读博士学位人员的数量。
　　
　　(4)积极鼓励留学人员回国工作或以适当方式为国服务
　　
　　目前居留在国外的我国留学人员大体占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出国留学人员总数的三分之一。这些人员中的绝大多数是以各种渠道出国的自费留学人员。这些人才留居国外，有着复杂的历史和现实原因，并不意味着他们就乐于扎根国外，因此不宜于简单、负面地把他们评价为“滞留”。其实，随着我国加入WTO，开放将全方位扩大，将在更广泛的领域里参与经济全球化的进程。由于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中央和地方相继出台了一系列优惠、宽松、灵活的留学人员回国创业的政策措施，我国的人才环境与创业条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新的历史时期为留学人员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遇，对他们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留学人员回归的黄金时代正在到来。因此，应当把吸引留学人员回国和为国服务列入国家的发展战略规划之中。
　　
　　为此建议：
　　
　　——设立国家留学人才战略规划与指导机构；
　　
　　——建立留学人员交流网站；
　　
　　——加大“春晖计划”等留学人员短期回国项目的资助力度。
　　
　　此外还要充分发挥驻外使、领馆的作用，做好留学人员为国服务的动员和组织工作，加强国际合作，采取联合行动，并加强留学效果的评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