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爷爷公派留学：

　　从私塾八股到科学报国

　　1888年1月，福建闽侯县县令王士俊喜得贵子，看着襁褓中的幼儿，做父亲的喜爱得不得了,便取了个挺表意的名字叫王进。

　　生长于清末官僚家庭的王进所幸有一位好父亲，一位做官清廉的父亲。1906年，其父将一直在家乡私塾馆中就读八股文的王进，送到北京译学馆学习英语。

　　在译学馆，王进结交了两个好朋友，在京为官的这两位朋友的父亲对王进的刻苦学习很赏识，平时也经常跟他们讲些国事时事，并教导他们：中华民族要发展，最需要的是科学、工业，你们趁着年轻应该出去多学学。

　　就在王进于译学馆毕业的前一年，当时的清华学堂招考中国第一批公派留美学生。因为录取需考数理化，王进虽雄心壮志，但迫于自己只学过八股文与外语，对数理化一窍不通的实际状况，王进不敢贸然应试。在朋友父亲的鼓励下，最后还是报名参加了考试。

　　考取后，高兴不已的王进，把消息告诉当时已告老还乡的父亲时，父亲不同意他去。正在一家人犹豫不定的时候，朋友的父亲得知此事后把他召去，极力劝王父让他到美国去学科学，走科技强国之路。

　　1908年初夏，上海英租界码头。19岁的王进临江而立。江风吹动他的头发，他不习惯地摸了摸刚刚剪去辫子的后脑，目光顺着滔滔江水一路向前，仿佛看到了大洋彼岸那个他将奔赴的国度，胸中激荡着救国的豪情。蓦然回首，却见海关道口那几张红红的外国脸庞，王进分明感觉到了肩上的分量。

　　历史进入20世纪90年代，当78岁高龄的浙江大学教授王启东讲述父亲王进的往事时，言语中依然有抑制不住的自豪和激动。

　　西洋火轮载着王进到达美国旧金山，先在科兴学院学习中学课程，后入理海大学学习化学。从此王进与原子、分子、化合、分解结下不解之缘。初到美国，王进处处感觉到在美国人的眼里，华人不是开饭馆的就是洗衣服的，地位很低，他们常常冲着王进叫“Japanese（日本人）”。每当这时，他心里就有说不出的难过：如果国家强盛，就不会这样了。这种感受也成了激发他刻苦学习的一个动力。

　　王进凭借所学的外语刻苦学习西方科技的同时，还致力于提倡科学、宣传科学、促进中国科学的发展。与杨铨、秉志、任鸿隽、竺可桢、胡刚复等人发起成立了中国科学社，并创办了《科学》杂志，为科学普及工作不遗余力。在工作之余，王进为《科学》杂志组稿、编稿，还努力向社会各界募捐资金，使科学社下设的研究所能得以开展工作。他在任《科学》编辑部主任时，曾努力推荐如华罗庚等有前途的青年，被传为佳话。

　　二、二度留学：

　　只为献身科学事业

　　1915年王进从美国理海大学毕业，获化学工程学士学位。当年回国，中国正仿效欧美兴办大学，回国初在湖南长沙高等工业学校任教，后在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东南大学任教，为该校创建理学院及化学系，并建立全体大学生必修的理化课程。其后又在杭州为浙江甲等工业学校筹建了我国第一个化学工程系。十余年间为我国创建新型大学及培养具科学基础知识与民主意识的大学生做了大量开拓性工作。

　　1928年应蔡元培先生邀请在上海为中央研究院创建化学研究所，并任该所所长。结合当时民族工业发展需要，设立了有机化学、物理化学、分析化学、中药、纤维素、油脂、油漆涂料、陶瓷玻璃等小组开展工作，为当时中国化学工业的发展，起了推动作用。

　　“活到老学到老”是王进的座右铭。1934年，经过19年的教学与科研实践工作，王进觉得自己所学的知识还有所缺乏，有待补充更新。于是应著名化学家Kolthoff，I·M教授的邀请再次出国留学。在美国明尼苏达大学任访问研究员，并攻读硕士学位，1936年春获硕士学位后回国，途中赴英、德、法、瑞士、意大利等国的一些大学与研究机关考察访问。回国后先在四川大学执教。1937年应竺可桢先生之请至浙江大学任教。不久抗日战争爆发，随大学西迁，患难与共，在十分艰苦条件下，为浙大创建了师范学院并任院长。被教育部聘为部聘教授。

　　新中国成立，全国高校院系调整以后，王进到浙江师范学院任教，从事分析化学及化学史的教学与科研工作。他为了提高分析化学的教学质量，主编了《分析化学》教材，并翻译了苏联阿列克赛耶夫的《定量分析》一书，为高等院校广泛采用。他还参与发起组建了中国化学工业会与中国化学会。中国化学会在南京成立时，他被推荐为临时主席，以后担任多届常务理事，中国化学会上海分会、浙江分会理事长等职。

　　在科研工作方面，王进主要是在化学史与化学分析方面。在化学史方面他创建了以分析实验为依据，与历史考证相结合的方法来研究中国化学史。他认为我国历史记载，多数夹杂政治与人伦道德，甚至迷信思想，单凭历史记载所得结论常不确切，甚至谬误。因而提倡以现代科学手段测定大量数据，而后与文献考核相结合，分析比较以求得较准确的结论。他以这个指导思想做了大量化学史方面的工作，对我国冶金、酿造、陶瓷无不触及。他对我国古代钱币合金的研究贡献较大，发表的《五铢钱化学成就及古代应用铅、、锌》是通过对不同朝代钱币的分析、化验，得出了判断五铢钱年代的科学依据。这是我国化学史研究中的一项开创性工作，也为我国考古开拓了一条新途径。在化学分析方面，他提倡分析工作为生产、生活服务，使各项工作能有科学依据。他撰写的《南京饮水问题》是我国最早有关水质研究的报告。他的《江苏凤凰山铁矿的化学分析》为合理利用该矿山资源提供了最早的可靠数据。解放后他为浙江的硫酸生产进行了《关于浙江黄铁矿的主要成份及含量与其系统分析方法》的研究。王进除在化学史与化学分析有很高造诣外，对矿物学、结晶学、真菌学、植物学与考古学都涉猎较深。

　　王进生活于中华民族政治文化大变动时期，无论什么时期，他都凭着一股爱国热情，凭着留学所学的知识，致力于科学技术的普及、教育和科研事业。解放后，王进加入九三学社，先后任第二三四届全国政协委员及第二届浙江省政协委员及第三届政协副主席，这一期间，他仍不忘建国初期的科普工作。毛泽东主席及周恩来曾向他征询过振兴我国教育，发展科学、技术的意见。

　　三、父亲公费留学：

　　在流亡中求学用科技救国

　　1921年9月王启东生于南京，他出生那天恰逢南京高师改名东南大学，故取名启东。当时父亲王进是一个大忙人，每天回家，吃过晚饭，便钻进点着一盏洋油灯的书房。在父亲的影响下，王启东从小刻苦学习。10岁那年，王启东随父迁居上海，在法租界租房居住。这时，在上海中央研究院工作的叔叔成了王启东最好的教师，每天都帮他学习。

　　从孩童起，王启东从日本帝国主义对我侵略中受到的教育是十分深刻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在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之际，发动九·一八事变，占领我国东北，成立伪满政府，1932年又在上海发动了“一·二八”事变。11岁的王启东亲眼目睹了日本人在英租界外放火烧房、杀人的场景。从此他心里开始痛恨日本人。当时父亲告诉他：“只要不做亡国奴，就有希望。”

　　1937年，日本又发动“七七”及“八一三”侵华战争。16岁的王启东跟父亲随浙大西迁。在流亡途中，王启东得知父亲积攒多年在南京、上海买的私宅被日本人烧了，男佣被日本人杀了。当时他心里只有一个念头，自己要去学科学技术，制造飞机、大炮，尽快使国家强大起来，保家卫国。没有国也就没有家，也没有学校，根本没有安全可言。这种强烈的感受更加促使王启东发奋学习。1939年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机械系，1941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全面爆发，上海形势很紧张，日本人准备进租界，王启东的父亲又随浙大迁往贵州，于是王启东也就随父亲转入西迁至遵义的浙江大学，就读机械工程专业。去内地的路上，让王启东真正了解了国家的贫困、百姓的疾苦。去贵州的路上，他路过一农户家，屋内的情形令他大吃一惊：除了一堆干草和一个瓦罐，别的什么也没有。一幕幕饥馑的画面常常牵动着他的思绪，令他彻夜难眠：此时不奋起，更待何时？

　　1946年，抗战结束后浙大从内地迁回杭州，在经过上海时，王启东看到报纸上国民党教育部招收第二届公费留学生的公告。于是欣然应考，因离考试只有两个月，为了抓紧准备，就留在上海亲戚家中复习。而此时在杭州英士大学读书的未婚妻正望眼欲穿地等着王启东的归来，令她失望的是1938年早已订的婚，一订却长达八年之久，而王启东长年随学校流亡，俩人一年也见不上几面。这次暑假本想见见面可以好好聊聊，结果他却呆在上海，连杭州都不回，还要让她把未来的公公安顿好了。她孤身一人好不容易到了上海，结果吝啬的王启东只请未婚妻吃了一餐饭，陪她看一场电影就要“赶”未婚妻走。未婚妻听了如此的安排泪流满面。更让她伤心的是，说是陪她看电影，其实一场电影下来什么也没看懂，因为当时上海稍高档的电影院都放映国外原版影片，说的全是英文。她听不懂，王启东却偏偏不当翻译，自己倒看得津津有味。气得未婚妻怀疑起他的感情来了，回老家怒斥介绍这门婚事的哥哥。这位曾在贵州浙大与王启东同学的哥哥拍胸脯担保同学的为人，让妹妹尽管嫁，绝对没问题。

　　两个月的准备，王启东考取了留美机械科第一名，而他考的留美机械科在全国只录取2名。

　　1946年10月6日，王启东与未婚妻结婚。

　　1947年8月，依然是那个英租界码头，也是涨潮时节，39年前送走王进的黄浦江，此时要送的是王家的第二代留学生。

　　王启东离开结婚未满一年，还有四个月要临产的妻子。从上海坐船，经过17天的海浪颠簸来到美国。一上岸王启东便买了一个10美元的收音机，这个收音机成了他收听祖国消息及以后战事新闻的主要工具。此时，临产的妻子，回到了桔乡黄岩娘家，依靠父母养育自己和儿子。

　　王启东用一年时间在斯坦福大学读完了硕士，接着姐姐王宝琳也来美留学，第二年姐弟俩一起到爱俄华大学就读。王启东一边打工一边攻读博士学位，还时不时要济助家用。这时，从收音机收到的战况，说是已解放了上海，打到了浙江。由于通信不便，一封信的来回至少要两个月，王启东对亲人的牵挂与日俱增。尤其让他放心不下的是妻子和儿子，父亲在浙大教书，母亲病逝后，与同校的一外语教师德梦铁结婚，身边总算有人照顾。王启东的担心并非多虑，当时妻儿正处于困难时期，岳父因病去世，妻儿俩只好回杭州住公公王进家中，零用钱则靠王启东托回国的同学带回来的一点点钱维持着。

　　新中国成立了，百废待兴。王启东和同在美国留学的姐姐接到了父亲的来信，信中说：“新中国很有朝气，国家和民族有了难得的机遇，你们学成之后该尽早回国为祖国建设效力。”王启东接到信后十分激动，他扳着手指头数着回国的日子，设想回国后能做些什么。然而，当时的美国政府已开始不许中国在美国学理工的留学生回大陆。王启东的回国之行受到种种阻挠，这仍然丝毫不能动摇王启东回国的决心。1951年1月，王启东费尽周折，在毕业论文通过后，放弃参加博士生毕业典礼，提前一个月回到祖国。

　　1952年，浙江大学委派王启东创建热加工专业，31岁的王启东欣然受命，不到2年时间，热加工专业全部课程开齐，为国家培养了大批铸造人才。1958年，浙大又派他创建了冶金系。1979年后，王启东开始创建材料系和工程系。他与同事们率先在国内开展贮氢金属材料研究工作和博士生的培养。经过多年努力，使浙大材料系成为全国最完整的材料系，他还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了180多篇论文，被推选为1998年国际金属氢系统学术讨论会主席。他还曾先后担任浙江省科学技术协会主席、浙大副校长、浙江省人大常委副主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为我国和浙江省的科学事业贡献毕生。如今尽管年近八旬，但王教授现在还坚持带研究生，参加科研工作。

　　四、儿子自费留学：

　　为自己和未来充电

　　王宇平是这个家庭的第三代留学生，出国时已40岁。他与爷爷王进、父亲王启东留学的动机和目的却有区别。

　　王宇平读高中二年级时，爷爷王进突然被扣上了“反动祖师爷”，父亲王启东则戴上了“反动学术权威、美国特务”等政治帽子。王宇平随着上山下乡的热潮，被冲到黑龙江边疆的一个兵团里当采石工。就这样上山采了八年石头，除了练出了一双结实的手臂外，荒了学业不说，还得一身病。等恢复高考，人家都去考试了，王宇平却卧病在床没法去考。落实政策后，王宇平被安排到杭州一家塑料机械厂做搬运工。在父亲王启东的鼓励下，王宇平还是拿起了书本，自学广播电视大学。三年苦读拿到大专文凭后，厂里把他从搬运工转到了技术室工作。父亲为了能更好补上子女们荒废的学业，于是又鼓励儿子和小女儿自费留学。凭着以前的英语底子，王启东亲自教子女学英语，一年时间，儿子和小女儿都以500多分的成绩考了托福。做父亲的于是拿出一生的积蓄，供每人半年生活费和学费六千美元，其余的自理，看自己的本事，能在那边读下去的最好，读不下去就回来。

　　1989年，王宇平和妹妹王宇舫各揣着六千美元来到美国，开始三年勤工俭学的留学生涯。王宇平在加州州立北岭大学攻读电机专业。

　　邓小平南巡讲话后，国内经济迅速繁荣，原本为子女补上学业的王启东要求子女改变求学战略，变被动接受知识为主动攻关，掌握某门新的科学知识，自己回国创业和适应未来的发展“充电”。其实子女们一到美国，就被美国飞速发展的高科技所吸引，也就自行转向。王宇平看到当时的国外信息产业方兴未艾，通过接触大量计算机、网络、通信等高科技新事物后，他毅然学起了信息通讯第二专业。

　　1994年，王宇平回国后发挥自己在国外学的专业特长，与几个朋友开办了维赛特通信公司。

　　如今事业有成的王宇平说起一家三代人留学的经历，他深有感触地说：“不光动机目的不同，连美国人对我们的态度也变化极大。”美国人对中国都有一种极想了解的欲望，特别是随着我国改革开放所取得的成就和发生天翻地覆的巨大变化，中国留学生的地位日益提高，大家都能平等相处，再没有被歧视，有时还受到较高的礼遇。文化思想上的交流也不再有很深隔膜，彼此都能相互理解，甚至接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