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请示、晚汇报

　　“早请示、晚汇报”乃是中国“文革”时的产物，原以为是国粹，没想到日本也时兴这个，令人感到日中文化之间确有难以言说的密切关系。郭沫若说“赤县扶桑，一衣带水，一苇可航”。两国精神文化上的联系比地理距离还要近得多。

　　日本式的“早请示”有其特色。一般是集体背诵“社是”，所谓社是就是公司的宗旨、经营方针、经营理念之类，每人需烂熟于胸。

　　在值日人员领诵下，同声复诵。声音洪亮、表情认真严肃是其基本要领。如有老板在场则更是人人争先、个个恐后。就职后第一次参加“诵经”时诚惶诚恐，时间长了发现许多人声音虽洪亮，却根本没往心中去。老的工作多年语调平缓有力、沉着坚定；小的血气方刚、急言竭语、吐字不清。修行似有高下之别，但一听之后发现完全是机械式、标准化的，毫无激情可言，就像“文革”中高诵“祝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时，是否真心祝他鬼才知道。

　　日本的年轻一代生长在经济高速发展时期，完全没有父辈们含辛茹苦的创业精神。他们有的好逸恶劳，偷奸耍滑，追求自由个性的发展，团队精神淡漠。在这种形势下，“诵经”之类又被当作看家法宝拿了出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况且日本的“社是”之类并非谎言。它在各种思想随意传播的日本，对武装（或曰占据）广大“群众”的头脑，抵抗各种形形色色的欲望的冲击，形成永远效忠公司的意识还是确有作用的，尽管它的影响力越来越小。

　　“晚汇报”就有些不同了，这种汇报实际就是“小报告”，即告密。未去日本之前，知道大和民谚有“沉默是金”之说。电影中硬汉高仓健确实很少开口说话，以为大和民族是个不善言谈的民族。其实恰恰相反，日本社会是一个各种信息、情报高速传播的社会。虽然从日语结构上看相当繁复，可日本人操作起来却异常熟练，话虽不简洁，可架不住说得多，以量胜质。人与人之间情报、信息的交流非常及时、频繁，对于细节的讨论可以说是不厌其详、不厌其繁，对别人的丑事、私事更是津津乐道、百谈不厌。不爱说话的人似乎不多，“告密”在这时成了生活工作中的必需品。

　　为什么要“晚汇报”呢？在日本为对公司显示忠诚（中国话叫假积极），形成了约定俗成的无偿加班习惯。加班本是白天应该完成任务而未能完成的工作能力低下的行为，在这里却形成了习惯。你晚上8点走，那我就拖到9点，互相较劲，越晚越显得积极，一心为社，而上司们往往是走得最晚的。这时实际又没有什么活可干，正好向领导交心，汇报他人的不轨行为，而他人的先行回家休息、享乐，正好是这不忠心的有力证明（我怀疑有些加班者正是怕被别人汇报而不敢早回家）。那汇报的内容真叫无所不有。言者有功，听者大喜。领导一个眼睛毕竟有限，而群众的眼睛则是雪亮雪亮的。而领导非常喜欢知道下属之间的不和，这种不团结是他地位稳固的有力保证。友人A在一家运输公司就职，他性格温和，长于合作。公司跑长途一般几人一组外出行动。他发现每当几位配合默契，团结如一人时，老板必将他们分开重组，换来换去直至一组人互相提防，互相汇报为止（这对工作当然有害）。老板认为几人长期跑外，一旦齐心合力，必合伙欺骗公司，这才是公司最大的危险。不难看出日本所提倡的团队精神，着眼点是要团结在老板的周围，坚决反对另立中央，反对个人冒尖，反对功高震主。“晚汇报”正是创造这种局面的一个行之有效的手段。

　　上述现象显见与中国某些习惯一模一样。虽然日本是一个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但许多文化现象让人感到有一股封建主义的味道。它像空气一样飘荡在社会的每一个角落，想抓它不易抓到，可满眼皆是。

　　又如世界杯足球比赛中的亚洲队与欧美强队，看起来就不是一个级别的，到底有什么差别？一两句话真还说不清。

　　清洁的代价

　　去过日本的友人谈到初到东瀛的第一印象，大多异口同声地说：干净。

　　日本的干净，货真价实，有目共睹，可称世界一流。大体说，没有随地吐痰的习惯，没有乱倒垃圾脏物、乱涂乱画的现象，公共场合一尘不染，连厕所也是光可鉴人。呆得时日久了，我发现日本的干净，有一些深层次的原因和复杂的动机。

　　大阪市内进行建设时，也是挖坑运土，其作业方式却与我们国家的方式大有不同。比如说挖地基坑必有土，这土需倒到市郊指定地点，不能乱来。但这土如何运输大风一吹势必满天黄尘，走一路脏一路。

　　然而日本人有绝的，他们把土表面用厚重的苫布严密地盖上，然后用空气压缩机把轮胎沾的土小心翼翼吹得干干净净，这并不是运宝贝，而是运到目的地后必须倒掉的废土。这大概不能叫爱干净，而是反映了日本人一丝不苟的敬业精神。

　　我的一位朋友在东京NTT（一家著名电话公司）做临时工，负责打扫一层楼的卫生。问她累不累，她说累是累，但不是耗体力而是费脑子。一个扫地的，竟是劳心者！原来扫这儿的地需要使用名目繁多的清洁水，采用多种工具的组合才能完成。针对不同的污物，采用不同的程序，从易而难、循序渐进，半点不可出错。她有时受到日本老太婆监工的训斥，多半并不是地扫得不干净而是程序上出了错误，而老太婆固执地认为程序的错误必然导致结果的不良。一层楼房间并不算很多，而且许多间是空的，4个小时的工作时间内，活儿用3个小时就可干完，富裕的1个小时并不让你休息或减少钟点，而是从头再来一遍（当然还是固定的程序和固定的办法），包括多年无人办公的房间。这种干净是用丰厚物质条件做基础的，扫地工1200日元/小时，尚不包括那些极为昂贵的清洁耗用品和电费，这不是钱多得“烧包”么？

　　报载，一个老富婆，私宅有一百多个房间，共有一千多扇玻璃窗，擦玻璃竟是老富婆亲自“捉刀”。显然她绝不是请不起临时工，而是一种难以名说的心理固执，是在用一种特殊方式来表达自己对财产的控制和占领，是亲自动手在一擦一拭中取得快感的欲望，这与爱清洁讲卫生毫不相干。

　　日本人的出于各种心理及动机所构筑的“世界第一”的清洁，成了日本生活中一种特有的风景，从客观上确实处处一尘不染，光可鉴人，但也带来了很大的副作用。比如说日本人牙膏消费世界第一，可牙病也是世界第一，以致牙医们欢欣鼓舞。事事讲卫生尤重“入口”物，但是日本人肠胃最弱世人皆知。前几年震惊世界的O—157大肠杆菌使9500多人感染，数十人丧生，上百所学校停课，直到今天还是谈“菌”色变。原因何在？专家们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清洁过度所致，物极必反。我那在NTT打工的朋友在空房间打扫卫生时，她感到实在无污打扫后。就空开着吸尘器，坐在大椅子上打盹，打盹打得差不多了，再进入另一间空房间休息，这恐怕是那些严厉的日本老太婆们所料不及的（笔者绝非是提倡偷懒）。

　　妻子是一个极爱清洁的人，到日本后更是变本加厉，对我极小的不卫生习惯，看得准、抓得严、从快从重处理，绝不手软。半夜小便后我有时忘记冲水，她竟能在半睡状态中发现，并一针见血地指出，直至冲掉为止。家中处处一尘不染反使人坐卧难安，抽烟惟恐烟尘四散，招致批评，令人浑身不适。安适、闲散的居家气氛荡然无存。我爱妻子，也愿有一个洁净的家，但对此却颇有腹诽：这也他妈的太干净了。我们如到朋友家闲聊、打牌，那么一个整洁无比的家，绝不是一个好去处，在女主人侦察兵般的锐利目光下哪里还有打牌的气氛和心情呢？在这时清洁是友情的天敌。什么是环境文明和清洁？只有与活动目的相匹配相适应的环境才能称得上真正的文明环境。

　　在明媚的阳光下，一片阴影是一种美丽和风景；在暴毒的阳光下，一片树荫则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佳所。有的朋友对日本男人随地小便滋出的一道道金光颇有微辞，我以为这正是呼唤原始本性，追求自由活泼生命而喷出的清泉。

　　非礼勿动

　　我本来自“礼仪之邦”的中国，可见到日本人的“礼”还是不能不肃然起敬。尽管这种礼有时达到了荒唐可笑的程度。

　　对任何事情都要道歉，尤其那些你认为根本无需道歉的事。认识水平达到这种高度，你就有可能在日本社交场合举止得体，如鱼得水。

　　比如说，你在马路上捡到一个钱包，当你满头大汗把钱包交还给失主时，一定要为没有尽早把钱包送还而道歉。（人家失主那样焦急，你是否是一路小跑或采取最迅速的交通工具呢？如果包中有电话号码你是否做到先打电话使人家安心呢？扪心自问，你极可能有不足之处，那你完全有理由也必须道歉。）就像中国人早上见面问“吃饭了吗”一样，日本人的“对不起”简直就是挂在嘴边上，随时随地冒出来。

　　这是日本人的习惯

　　我学日语第一句会讲的是谢谢。第二句会讲的是“いただきます”，这是饭前的用语，翻译成中国话，颇为困难，大意是“以尊敬感谢的态度接受”，实际是谢谢的意思，可说谢谢又欠通。比如说自己做的饭或自己花钱买的饭而又自己独食，那又是谢谢谁呢？谁又能听见呢？

　　所以压根中国就没有这句话，也没有这样的思维方式。花自家的钱独自进餐一定要说“谢谢”，我们看来不可思议，这正深刻地说明日本礼仪的精髓，这种“礼”教已进入了日本民族的血液。

　　我的女儿从小在日本长大，她的母语已是日本语，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也与日本孩子无异。据我观察，她虽然是个五年级的小学生，行事有时不讲“理”却十分讲“礼”。比如我们批评她“脑子笨”，甚至骂她“混蛋”，她都笑嘻嘻一副无赖的样子，浑不在意，但一旦批评她有失礼的地方，她往往变得很严肃，并力争去补救和挽回失礼的地方。“失礼”是一种相当严重的问题。脑子笨，可能是先天的；而“失礼”则失去做人的根本，这就不能不上纲上线引起警觉了。

　　“礼尚往来”是中国人交友的准则和信条，也是日本人交友的原则。有位推理小说名家写过一篇叫《分毫不差》的小说，里边的主人公在收到别人的礼物后必定把其价格搞清，又必定买一份完全等价的礼物送回，绝不占对方一点便宜。这时“礼”与日本人的一种文化意识发生了联系，就是说日本人担心一旦受礼于人，有时会以此为由，受到送礼人的过分的索报。中国人说“礼多人不怪”。在日本如果是语言上，行为态度上的“多礼”，确实是“不怪”的，但若是礼品实物则不然，岂止怪，甚至避之如瘟神。正因为要“礼尚往来”，当你无法回报或不愿回报就绝不可收礼。这与中国某些受礼者吃了人家，喝了人家，玩了人家送的女人还不给人家办事有点不大一样。毋庸讳言，中国人在日本谋生求助于日本人之事很多，如房子、保人、进学等等，所以日本人对中国人送的礼就格外警惕，惟恐不小心上当受骗。

　　中国话说：大恩不言谢。实际上并非如此，受恩者虽不言谢，但必得寻个时机大大地回报一下，甚至不惜献出生命。许多日本男人为中国女孩子八方奔走出钱出力，为什么？他们在等着女人们最后的回报——以身相报。而日本人也以为理所当然。这当然暴露了日本“礼”的虚伪性，但也叫人无话可说，因为中国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所以这里可以引出两点近似功利主义的告诫：一、在日本送礼要看具体情况，宁可轻不可重，恰到好处的礼比“重礼”有时更能达到目的；二、漂亮女孩子也不可随便受礼，特别是受重礼，因为某些人（当然是少数人）正等着你的回报呢。

　　日本民族确实是一个令人费解的民族。许多“礼”也同样令人费解。比如说关于侵略中国、侵略东南亚，一方面有人不时地道歉、谢罪，一方面又有人不时地跳出来死不认帐。但待中国及东南亚国家抗议后，他们就又一次道歉，为他们不肯道歉而道歉，甚至辞职。“礼”成了他们政治生活的手段和工具。

　　“礼”在日本是形成和谐人际关系的润滑剂，是人人自卫的有力武器。你可以揭露这些“礼”的虚伪性，但无法否认这些“礼”的巨大社会功能。笔者认为，了解和认识日本的“礼”，是深入揭开日本民族之谜的一把钥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