容闳提出“留学教育计划”

　　说到近代中国的第一批留学生，人们就会谈起被誉为“近代中国留美第一人”的容闳。容闳是广东香山县人，少年时家境贫寒上不起学，只好到德国传教士在澳门开办的教会学堂读书。1847年，该校校长、美国传教士布朗因病提前归国，要带几名学生赴美留学，容闳在布朗的帮助下，来到了美国。

　　在美国，容闳先入中学，后在耶鲁大学半工半读学习英语文学，靠奖学金和打零工完成了学业。面对祖国的落后和异邦的强盛，容闳希望能有更多的中国青年“以西方之学术，灌输与中国”。

　　1854年11月，26岁的容闳谢绝了美国友人的挽留，经过3个多月的海上颠簸，回到了阔别7年的祖国。

　　回国后的容闳先在广州学习中文，后到香港谋生。为了自己的“留学教育计划”，他曾经积极游说过太平天国领袖，但未被采纳。后来，他又来到上海，先在海关做事，后当翻译，转而经商，开茶叶公司，最后投入两江总督曾国藩的幕府。当时，为了镇压太平天国运动的需要，曾国藩建立了近代中国最早的兵工企业。兵工厂中使用了大量的外国机器，急需懂洋文的技术人员，于是容闳就有了用武之地，并得到曾国藩的重用。

　　曾国藩曾派容闳赴美购置机器。1870年，曾国藩到天津处理“天津教案”，由容闳担任翻译。在与曾国藩的接触中，容闳大胆提出了他的“留学教育计划”。对此，曾国藩非常赞同，并立即与李鸿章联合上奏清廷。得到了清廷的批准，并在上海成立了“总理幼童出洋肄业局”，由容闳和陈兰彬等人负责此事。英美等国驻华公使在得知这一消息后，也纷纷表示愿意接受中国留学生。

　　万里蹈海赴花旗

　　1872年，清政府向美国派遣了第一批官派留学生。根据洋务运动的切实需要，第一批留学生主要学习科技、工程等办洋务急需的学科。考虑到语言问题，最终决定选10岁到16岁的幼童出国。

　　按照计划，首期留美幼童名额为120名。从1872年起每年派30名，至1875年派完，预计留学时间15年，经费一律由清廷支付。当时，国人多视出国留学为畏途，尤其是美国，距离中国万里之遥。在当时的中国人心目中，都认为那里是“蛮夷之邦”，甚至有谣言说美国人会把中国人的皮剥下，“安在狗身上”。况且把这些10来岁的幼童送出国，一别15年，还要家长签字画押，这让父母们难以接受。

　　留美幼童詹天佑的父亲詹作屏出具的保证书写道：“兹有子天佑，情愿送赴宪局带往花旗国肄业学习技艺，回来之日听从差遣，不得在国外逗留生理。倘有疾病，生死各安天命。”俨然一纸卖身文书。尽管容闳使出了全身解数，还是招不齐。无奈之下，容闳只好返回老家动员乡亲们报名，同时在附近县市活动，结果还是没招满。后来他到香港招了几名，才勉强凑够数。

　　1872年8月11日，这30名幼童由容闳率领，从上海坐船赴美。这些在大轮船上蹦蹦跳跳的孩子此刻也许不会想到，他们稚嫩的肩上担负着为国寻求富国强兵之路的使命。在这些幼童之中，不少人成为了近代中国历史上的佼佼者，如著名铁路工程师詹天佑，矿冶工程师吴仰曾，民国政府第一任国务总理、复旦大学创办人唐绍仪，清华大学第一任校长唐国安等。

　　住在美国人家里

　　为显示大清威仪，幼童们上岸时一身中式打扮：瓜皮帽，蓝缎褂，崭新的黑布鞋，排着整齐的队伍踏上了美国的土地。特别是每人一条乌黑油亮的小辫子，引起美国人的好奇，每到一处总是观者如云。

　　为了让初到美国的孩子们适应英语环境和美国的生活方式，容闳按照美方的建议，将孩子们分别安排在了美国东北部新英格兰地区的几十个美国家庭里。中国留美幼童纪念学会会长高宗鲁先生在一篇文章中写道：“中国幼童与美国家庭共同生活，水乳交融，对促进民族感情贡献良多，影响源远流长。”“中国幼童留美，首开中美教育交流的先河，也是中国早期现代化运动极具重要性的一页，弥足珍贵。”

　　刚登上新大陆的小留学生们首先遇到的问题就是语言。住在美国友人家里，西洋的生活方式更是让他们摸不着头脑。有些美国家庭的女主人出于爱怜，经常一见面就抱起小留学生亲吻他们的脸颊。这让这些初到异国的小孩子满脸通红，不知所措。好些人吃不惯西餐，饿肚子在所难免。据说带队的清朝官员自带了一些腌黄瓜，没几天就被孩子们偷吃光了。每当小留学生们上街，就会有一群美国小孩跟在后面围观，有的还指着他们的小辫子高喊：“中国女孩子！”这让中国的小留学生们非常难堪，有的急得直哭。

　　在学习上，这些十二三岁的小孩既要补习英文，还要集中起来学中文。当时最让他们头痛的是每周用文言文写一篇作文，如果写不出来，先生就会打屁股。

　　经过两三年的英语补习，多数幼童进入了更高一级的学校学习。在美国的小学、中学，幼童们接受的是一种全新的教育，加之小孩子特有的适应能力，初来美国时的生活困难已经不复存在了，孩子们很快融入了美国社会。时人李圭在《环游地球新录》中记述了他在1876年美国费城万国博览会上见到这些中国小留学生的情景：“诸童多在会院游览，于千万人中言动自如，而外罩短褂，仍近华式。见圭等甚亲近。吐属有外洋风派。幼小者与女师偕行，师指物与观，颇能对答。亲爱之情，几同母子。”

　　这些远离父母和家国的孩子们个个学习用功，成绩优良。他们因为用功过度，加之身体单薄，常常病倒。还有3人积劳成疾，客死美国。到1880年，多数小留学生已经中学毕业，许多人进入中专或其他职业学校学习，还有60多人正在读大学，詹天佑和欧阳庚已从耶鲁大学毕业。

　　“美国化”严重，清政府将其提前召回

　　清政府中的一批人倡导办洋务，本身是希望在保持封建政治和文化传统的前提下，利用西方先进技术挽救垂死的清王朝，其思想精髓即所谓“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派遣幼童赴美，是希望假外国人之手培养出一批掌握西方科技知识，但骨子里满脑袋封建纲常礼教的卫道士。幼童留美的结果却与这一初衷大相径庭。

　　留美幼童在美国的几年时间，接受的是西方的教育，过的是美国式的生活，小孩子思想简单，非常容易“美国化”。到美几年之后，这些孩子们大多不愿穿中式服装，尤其是那根拖在脑后的长辫子，既麻烦，又常遭人白眼，不少幼童索性把辫子剪掉，只在见清廷督导长官时再弄一根假辫子装上。当随行的清朝官员发现有的幼童剪辫子，就一面严厉管教，一面上奏清廷。清政府由此对这批留美幼童政治上失去了信心。此外，还有一些幼童受美国宗教文化的影响，渐渐地信奉了基督教，这更让清政府不能容忍。

　　从小学到中学，小留学生们用的都是西方的教材。他们从这些书中不仅学到了许多自然科学知识，而且也接触了较多的资产阶级启蒙时期的人文社会科学。数年之后，很多幼童渐渐对《四书》、《五经》和儒学孔教失去了兴趣，对烦琐的封建礼节也不大看重，而对个人权力、自由、民主等观念十分迷恋。个别的幼童还和美国的女孩子暗暗约会。充满青春活力的幼童们还与美国孩子一起参加各类体育活动，詹天佑等人还组织了棒球队，在不少比赛中取得过好成绩。在受过美国文化熏陶的容闳眼里，孩子们的这些变化都是很自然的。但是，在随行的清朝守旧官僚看来，这些举动却是大逆不道。

　　1876年，清廷派吴子登出任留美幼童监督。吴子登虽支持洋务运动，自身也通晓英文，但思想不够开放，且官僚习气严重，对派留学生常持异议。他一到任，就将幼童们召来，严加训斥，并下令开除了两名信基督教者，引起许多学生的不满。此外，吴子登还加重幼童们的中文课程，突出进行封建道德和礼仪教育，使幼童们非常反感，对吴子登的话就是不听，只听从容闳一个人的号令。

　　恼羞成怒的吴子登频频向清廷写奏折，还给李鸿章写信，讲留美幼童如何“美国化”，讲容闳如何放纵幼童，如何目空一切等等。只凭一腔热血报国却对中国政治一无所知的容闳根本没有在意吴子登的这些行动，也不进行反驳。清廷上下对吴子登的一面之词信以为真，连曾纪泽(时任驻英、法公使，曾国藩之子)这样开明的官员都认为留美幼童难以成才。1881年，吴子登请求清廷将幼童们全部撤回，迅速得以批准。从8月21日起，除少数人抗拒不归外，首批留美幼童分3批启程回国。

　　来源：《环球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