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俺就是要讨个说法”，誓将官司进行到底！

　　次日一早，我和Stephen就开始投身到热火朝天的上诉工作中，在他的帮助下，我们从判决之中找出了七项质疑一一推翻，并简单陈述理由。下午就赶到法院递交上诉状，真倒霉，我又得缴纳将近四千元的上诉费。

　　Stephen只能在北京呆到周末，我要争取在三天时间内把有关上诉的事宜初步落实好。

　　“我要去告LXX。”

　　“不行，”他否决了，“你的案子刚上诉，这个过程中根据法律是不能起诉他的。要不等到最终判决下来以后再说吧！”

　　“那我现在能做什么？”

　　“投诉他倒是可以的。”

　　“好吧，”我沉吟片刻，决定这么做，“我现在就投诉他，一是给他个教训，更重要的是我想把这个事情闹闹大，二审法院的法官应该会有机会得知原审法官被我投诉的，如果他敢徇私的话，这总能让他‘投鼠忌器’一点了吧？”

　　“这倒可行，不过你去那家法院投诉他能有什么用呢？”

　　我灵机一动，洋洋洒洒写了一封既慷慨激昂又声泪俱下的投诉举报信，从本届新政府“依法治国”的施政纲领谈到LXX的卑劣行径，从受伤后的生活维艰说到开庭至今的身心交瘁。并附上相关证据，一式八份，同时发给X区法院、检察院、人大，第X中级人民法院（这就是我的二审法院），北京市人大、检察院、妇联等8个机构。广撒网才能多收鱼，就算他们这一次偏袒不处理LXX，给他留个“案底”也好，相信他从今往后的发展前景再也好不了啦！

　　我们俩没日没夜地寻找突破口和相关案例，重新整理出一些新的问题。Stephen面授机宜：被告方的动物饲养证，工作人员的北京常规五证（包括身份证、暂住证、婚育证、健康证、务工证）和骑师资格证，马匹的检疫证，骑马运动的保险证明等等，一直以来我们谁也没有提及，上诉开庭后要在最关键的时候提出，让他们无从准备，措手不及！此外，他还依照新出台的举证规则，建议我采取举证责任倒置的方法，也就是说，要求被告方提供确凿证据来证明我的伤害与其无关。这种方式在国内运用的案例目前还非常少，我倒十分愿意一试，敢为天下先嘛！

　　Stephen走了，接下来的事情又得由我自己策划。为了加强攻击性，扩大影响力，我四处联系各家媒体。中央台找不到熟人，只好放弃。北京台的娱乐频道倒有朋友，托他联系了著名的“七日七频道”和“法制进行时”，可由于一些微妙的原因（在此不便公开），已经得到许可后又被婉拒了。

　　电视台不行就找报纸，可是北京的媒体不知怎么回事儿，起先都不敢报导。上海几家报纸的朋友很帮忙，在相关的法制版陆续刊登了好几次，内容大致就是“假日出行的上海市民在北京遭遇意外，却得不到合理赔偿”，“法律专家认为此案一审判决有失公允”等等，但这对北京也起不到什么特别有效的作用。

　　八月初，我接到第X中级人民法院的传票，案件已受理了，将在八月中旬第一次开庭。这时候，《信报》等几家报纸的法治专版终于开始报导我的事件，其中《骑马摔伤 责任谁担》一文还请了著名的法学专家吴先生作了专案点评，令我喜出望外。

　　打铁要趁热，我设法找到那位吴专家，好说歹说，才给我去拜访的机会。那天与他恳谈了整整一下午，他给了我不少点拨。我不失时机地求他帮忙做追踪报道的点评，最终如愿以偿。

　　前些日子，我还常常后悔上学时为什么不读法律专业，现在看来，学新闻也是挺管用的嘛！虽然新闻媒体当前在国内尚不具有太大的影响力（与国外相比），但我相信，司法机构不会对我的连篇“轰炸”视若无睹的。

　　朋友们大概都忘了我的本名，见面就调侃着叫我“秋菊”。没关系，“俺就是要讨个说法”，誓将官司进行到底！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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