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今天的程序很简单，半个小时后，这次开庭就结束了．

　　几天后，我按照民事诉讼法中的法定程序，准备齐了起诉书，医院证明、各项票据、身份证、工作单位证明等各类有关证明的复印件，委托老石帮我到北京市X区人民法院递交。依照《民法》、《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提出医药费、住院费、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留京康复期间房租费以及精神损失赔偿费等共计人民币7万余元的人身损害赔偿，并要求被告方承担全部诉讼费用（按照法律规定，我必须先支付5%的起诉费），另外要求被告向我以书面形式正式道歉。

　　接下来几天，我几乎把所有时间都用在准备庭审材料上了，忙着找证人写证词，尽我所能想出法院和被告可能提出的一切问题，事先准备好答辩词。

　　其实这期间，我还一直在顾虑：法院是否会受理此案呢？没想到几天后，一封司法专递就将法院传票送到家里，将于4月1日那天第一次开庭。

　　谁都知道4月1日是愚人节，居然在这个日子开庭，真倒霉！早知道我就晚几天起诉了。

　　我来北京时只带着几件随身冬装，这会儿已是春暖花开，不管能不能走路，都得赶紧去买些穿的！只好借了小茗大得要命的外套，在朋友们的陪同下去商场，最可气的是有营业员见我被人搀扶着，又身着肥大的衣服，居然竭力向我推荐奇妮孕妇装。

　　好歹恢复了几分职业女性的模样，那天上午，我和主要证人老席、还有其他几位朋友们提早到了近百公里远的X区人民法院。

　　虽然远在郊区，法院的建筑却还是非常高大体面（看来效益还挺不错的）。因为时间可能会比较长，我仍然绑着腰托，坐在轮椅车上被推进大厅。开庭前几分钟，才被允许进入指定的3号法庭。因为不是公开审理，只有我和证人才能进入。

　　法官和书记员已经坐在正中间的席上，见我进来，那位主审此案的L法官笑容可掬地向我打招呼，并且亲切询问我的身体状况和生活情况。这倒出乎我的预料，我以为被告一定早就把法官给搞定了，正等着被打击和难为呢。他的态度真让我有些如沐春风的感觉，几乎相信他一定会秉公执法的。

　　规定时间上午10点已经到了，被告方却迟迟没出现，在等了15分钟后，我只好婉转地催问L法官。他说出去打个电话，几分钟后，他进来说被告正在路上。我知道那个度假村离此不超过3公里远，但又不能对法官说什么。一直等到10点40分，被告方的3位代表才进门，笑着对L法官说堵车，法官什么也没说，这样就正式开庭了。

　　其实今天的程序很简单，证实一下原被告双方的身份，问一下对各自的起诉和应诉有没有什么异议，各自律师是谁等等就行了。

　　对面的3个男人，其中一位是该度假村的董事长办公室主任，姓王，40多岁的北京人，他代表企业出庭；一位30多岁姓金的，是马场的上一级领导，他代表证人；还有一位王律师，是被告方的法律顾问。

　　我得把他们都一一记熟，因为今天开始，他们就是我在这个“战场”上的敌人了。

　　当我证实了作为原告的身份，并表示我没有律师，将在所有的庭审过程中自己辩护时，那个姓王的办公室主任轻蔑地朝我一笑。

　　半个小时后，这次开庭就结束了，法官当场给我们发了4月14日第二次开庭的传票。

　　就在这期间，人尽皆知的“非典”爆发了。一开始说是“流感”，后来又听说不是，又说北京的传染病人屈指可数等等，香港和新加坡的朋友三天两头给我发送观之色变的email。所有真真假假的消息搞得人心惶惶，那时候，我天天让吴姐去买想得到的所有“军需用品”，口罩、体温计、感冒药、中药汤剂、消毒药水等等。

　　朋友们都不以为然，我却宁可信其有，不敢信其无。十几年前上海流行过一次“甲肝”，那时我还是个二年级的小学生，虽然没染上，可全班三十多个同学中有6个都感染住院了。记得那时候上海人几乎家家必备口罩、消毒水和板兰根汤剂，严防死守，如临大敌。

　　更重要的是，刚刚才死里逃生，我比谁都渴望健康地生活着，比任何时候都怕死，千万不能染上别的病啊。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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