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改革开放以后的“出国潮”是从1978年开始的，先后有40万学子奔赴世界各发达国家，他们被称为中国自清朝第一次向海外派遣留学生之后的“第六代”。二十多年后的今天，除了已经陆续归来的14万人之外，大批散落在世界各地的海外学子重新集结起来，以“中国年”的种种长期利好为契机，新一轮回国潮正以前所未有的态势，汹涌而来。

　　镜头一：2001年12月27日下午，北京，21世纪饭店。“海外学子回国创业周”活动已接近尾声，六七十位海外留学生代表正在与科技部、人事部、科学院以及团中央的领导层成员进行座谈。科技部副部长刘燕华说，这几年海外留学人员回国浪潮是一浪高过一浪：2001年6月，1000多位海外留学生参加了在大连举行的海外学人创业周；8月，大批海外学子赴中国西部参观考察；11月，海外学子参加了国际农业科技大会；12月23日至27日，360位海外学子参加了由团中央、全国青联和欧美同学会主办的海外学人归国创业周；12月28日，2600多位海外留学人员参加在广州举行的留学人员科技交流会。他说：“这次回国创业的浪潮还将继续下去，目前还没有达到最高峰。”

　　镜头二：2001年12月28日，广州体育馆，第四届中国留学人员广州科技交流会在这里开幕。这个被称为“智力广交会”的人才盛会，吸引了2616位海学子从世界29个国家和地区归来洽谈发展机会。开幕仪式上，教育部副部长章新胜说，目前留学生回国服务正在形成一个热潮，有14万人学成回国。广州市副市长林元和还透露，广州市政府准备在海外学子中招聘官员，这意味着“海归派”们回国不仅可以从商、任教，还可以从政。

　　镜头三：12月28日上午，人民大会堂，李岚清副总理接见80余位海外留学生代表，他在听取了7位海外学子的发言后，发表了讲话。他说，海外留学人员是我国宝贵的人才资源。中国已经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在更大范围和更深程度上参与经济全球化，对人才的需求更加迫切。我国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占据主动，必须培养和造就大批高素质的创造性人才，同时努力创造条件，吸引更多的海外优秀人才为国服务。

　　都说2001年是“中国年”——申奥成功、APEC会议、足球进入世界杯，还有年底给中国带来巨大机遇和挑战、给中国人带来极大兴奋和忐忑的“入世”。入世到底能给中国带来什么，如果说其他都还为时过早，有一点是肯定的——入世带来巨大的人才流动。而“海归派”以其国际化的学历背景、在国外涉足高科技领域的技术优势，成为人才市场的“新宠”。

　　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美国卡内基梅隆大学兼职教授薛澜这样评价留学生对中国的影响：审视中国过去一百年的历史，中国的第一条铁路是留学生造的，第一颗原子弹是留学生送上天的，第一颗人造卫星是留学生发射的，第一个工厂是留学生回来创办的。中国每一次向前推动的力量，近百年来中国每一次经济上、政治上的重大变化和进步，在某种意义上都或多或少跟留学有关。他认为，留学生将推动中国的经济改革开放，他们将成为世界公民，具有世界性。当然在观念上，他们都具有一颗火热的中国心，但是行为方式上将体现全球性。

　　中国社科院社会学所最近发布了一份名为“中国留学归国人员”的调查报告，从留学目的、婚姻状况、留学收获等几方面展示了留学归国人员的基本状况，通过对1045个有效样本的分析，得出结论：大部分留学归国人员选择回国后的工作时最看重个人的发展，78.8%的人选择“能更好发挥本人才能的职业”，而选择“能挣钱”的只占3.3%。出国留学人员最关心的事情是“国家前途命运”，留学生身在海外，每个人亲身体会了自己作为一个中国人的尊严和命运。选择关心“个人前程事业”和“生活改善”的分别占第二、第三位。

　　■理由一　回到主流社会

　　在中国，如果你问：“栾平是谁？”外国人一定不知所云，而大部分从样板戏时代过来的中国人都会会心一笑，很自然地联想起《智取威虎山》里那个小炉匠和他结结巴巴的丑态。可是美国文化里“小炉匠”一类的人物，我们也肯定不知道，即使在美国呆了近20年、美国口音也模仿得惟妙惟肖，可是对电梯里的笑话还是一脸茫然。正是这种文化层面的深层尴尬，让海外学子在国外总有一种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的感觉，虽然很多人工作在跨国公司、住在富人区、孩子就读于名牌学校。

　　许志敏，湖南人，当过知青，1981年到北京，在机电部自动化研究所工作。工作五年之后，许自费到美国留学，先在缅因州一大学拿到硕士学位，后到波士顿大学读博。毕业后的十年中，先后在几个公司内工作，在最后一个公司做了五年，到了副总的位置。在此期间，有两三年时间，他为公司在苏州开办工厂，来往于中美之间，由此引发他归国之想。1999年6月，许辞去美国公司职务，谢绝挽留，毅然回国，开办了目前的公司。现在他担任北京中一商网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总经理。

　　许志敏说：“回国的想法我一直有，当初出国的时候，我的想法是两到三年后就回来。但是几年以后，觉得回国的时机不成熟。于是我就开始读博士，1992年，中国进入一个发展的高潮，但是当时我正在做博士论文，毕业后在美国又工作了十年。1999年，我感觉美国IT业的发展已经达到高潮。当时，我的年收入有20万美元，而且是公司的副总。我辞职时，别人都不理解。总裁挽留再三，问我，为什么要走？我当时没说。现在我自己分析回国的动机，主要是国家的发展程度到了，自己回来有用武之地，一方面在中国市场上占据一个有利的位置，日后可以获得更多的利润，另一方面也了却了自己“叶落归根”的心愿。许说，他回国以后面临的最大的考验，就是中国的市场不规范。

　　1987年自费到日本、1993年来到硅谷的马劲，十余年的奋斗使他从高级技术人员成为世界五百强ROHM公司的美国副总裁。但是，“成为CEO、从事人事管理后，那种文化的差异将会令你非常痛苦，你是在电梯间开不出玩笑的黄种人，你只有指望你的下一代才能融进主流社会”，正是有感于此，他决定回国创业。2001年7月15日，他回到上海创办思略微电子公司。马劲说：“我看到了我在硅谷的职业瓶颈，只有在硅谷工作十多年的人才能真正明白，自己的事业在中国。我想我们到了这样的时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