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第二期“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开学之际，第一批学员中的9名代表日前在清华大学与新学员见面，讲述了自己的学习经历和亲身感受。

　　山东省济南市副市长王天义——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去年，第一个肯尼迪政府学院中国官员培训班，是从王天义的一个问题开始的———“领导能力是培训出来的吗？”一年之后，他满意地说，我收获了“信心、知识和能力”。

　　王天义去过很多国家和城市，他感受最深的是———“决策究竟应该简单化，还是应该复杂化”。选民意识、纳税人意识左右美国政府的行为方向，而在中国，左右政府行为方向的应该是人民意识、公仆意识。经济发展是硬道理，社会发展同样是硬道理。有时政府决策时牺牲效率，换来民主与公平是值得的。他说，“以前，国家给钱让干事情，不一定要干得很好；现在，国家不给钱让干事情，还一定要干好。”在借鉴了深圳“慢决策快执行”的经验后，他说：“现在，宁可牺牲一点效率，来换取决策的科学性也是值得的。这就是决策的精髓。”

　　安徽省芜湖市副市长吴克明——服务型政府不是一个概念

　　看着吴克明十分愉快地和即将出发的第二批学员分享经验，很难想像他刚到哈佛时的痛苦。由于时差没有倒过来，宿舍又靠近马路、长时间的缺乏休息使吴克明一度神经衰弱。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他仍然坚持每天按时上课并积极查找资料。“那时候为了寻找论文资料常常违反规定晚归”，吴克明不好意思地笑笑，“带回大量的论文和书籍至今还没有消化完。”

　　吴克明告诉新学员，一定要亲身考察美国的地方政府怎样运作。“我自己去了长岛和盐湖城等美国的城市，亲眼看到了美国的地方政府是怎样为公民和投资者服务的。”回来后，他继续研究公共部门的服务特性，吴先生说，芜湖的市长很重视这项工作，已经在今年全市的人代会上提出了服务型政府的概念，有望尽快实施。

　　山东省环境保护局副局长张波——沿着查尔斯河走了五公里

　　2002年7月，正在清华参加培训的张波接到工作单位的电话，告诉他本省有关逐步提高排污标准的规定没有通过，主要阻力来自造纸业的主管部门和相关行业本身。张波决定把学习内容和自己的工作结合起来，作一个案例分析。

　　到达美国剑桥市之后，张波专门沿着剑桥市的查尔斯河走了五公里。他十分惊讶地发现，20世纪60年代曾经被严重污染的查尔斯河，现在居然有鱼在水面上跳跃。哈佛的教授为张波请来了剑桥市的环境保护部门介绍经验。回国后，张波通过研究和协商，圆满地解决了污水排放标准逐步加严问题。“污水排放的问题，既可以通过一刀切关闭年产五万吨以下的所有小型造纸厂，也可以通过公共管理的理念协调解决。

　　天津市经济委员会副主任李朝兴——很多问题没有标准答案

　　“我最大的收获就是学到了很多的案例，而且所有的案例都没有标准答案。”李朝兴说，“回来以后我的同事让我给讲讲，我说没法讲，因为这不像以前学的一加一等于二那样有清楚明了的标准答案。”

　　李朝兴出国学习以前供职于经济委员会，回国后发现这个部门完成了历史使命被撤销了，改为经贸局。“学了东西回来就一直想做点什么事情。以前提倡我们下企业，一年365天有300天在企业就是好干部；现在我在思考更深层次的服务，怎样去解决单个企业做不好的事情。”天津市正在进行传统产业的改造和调整，怎样同时解决技术水平的提高和劳动者的就业，李朝兴在寻找答案。

　　东北财经大学校长邱东——从技术角度改进官员问责制

　　“我给新学员们的建议是，一定要用批判的精神去学习，这样才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邱东说，在哈佛，学员们经常和美国教授有不一致的看法。“一定要不停地问为什么，要思考有些原则在具体的国情中怎么运用。”

　　短期学习的作用是打开一扇窗子，透过这扇窗子，官员对政府的责任、权力意识显然有了更深的了解。在反思防治非典经验的时候，邱东说：“虽然我们已经在实行问责制，撤掉了一批官员，但是这种做法没有能够普遍起来，而且弹性很大。其原因之一就在于缺少清晰化的权责机制。”邱东在美国的时候注意到，每个电冰箱的包装纸箱上都有一个类似沙漏的零件，如果冰箱被斜着放，沙漏中的沙子便会流出来，而且是不能够再流回的。电器公司就可以根据这个沙漏的状态，来判断电器故障是否是顾客在运输中不遵循规定造成的。“因此，我认为可以从技术角度，改进问责制。”

　　中国保监会人身保险部主任陈文辉——政府应借助商业力量闯危机

　　陈文辉一登台便开玩笑说自己是给保险业打广告来了。“非典期间，中国有5000人患病，其中只有十分之一的人能够得到保险赔付；1998年大洪水，中国损失了2000亿，保险业仅支付了30亿的保险金。相比之下，‘9·11’事件中，美国的保险公司总共支付了510亿美元的保险金。”

　　陈文辉说，政府在防治非典中的作用是巨大的，但是其中有些作用可以靠商业力量实现。“通过这次培训我们知道，政府是风险的最后承担者。因此，在危机管理中，应该更多地考虑借助商业力量把政府从负担中解脱出来。我考察了香港的防治非典机制，更多的是依靠保险公司和NGO组织。”陈文辉呼吁在座的地方领导把保险业的作用，考虑在自己的工作之中。

　　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院长张旭明——我们怎么评估个人贡献

　　三十多岁的张旭明在培训班中属于年轻的一代，他提出了一个令人思考的问题———“如果有一家年盈利5000万的企业和一家年亏损1000万的企业，派两个人去当经理，谁的待遇应该更高一些呢？各有各的理由。这就涉及到了怎么评估个人贡献的问题。”

　　张旭明的单位底下有一张报纸，一开始只有几个人，后来年盈利5000万，现在要上市，总资本是5亿，准备拿出10%奖励这几个创业者。“这样的话，他们的同事很有意见。问题是，如果这家报纸不是国有的而是个人的，这5个亿，就都是他们的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