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乎众所周知,德国人素以严谨、刻板著称,而德国大学教师也不例外,以至一些中国留学生在新学期开学时都要到本专业的各教授讲师处“看面相”。如果一堂课下来,教授给人的印象和蔼可亲,那么不管这是必修课还是选修课,就一锤子敲定了,仿佛这一课的考试成绩也已十拿九稳了。反之,如果教授严肃、认真,那就赶快敬而远之,另投山门,免得到期末考试后悔莫及。 我刚到德国时,也同样作过这种游戏,确也真的行之有效。但到了毕业考试时,我就毫无选择了。因为德国大学近几年来教育经费一减再减,我们几万人的大学,日尔曼文学系除了两个讲师外,只有一个教授顶着,而毕业考试必须由教授担任主考人员,这样不管他面相如何,我的主考人也就非他莫属了。他就是德国著名的托马斯·曼的研究专家考伯曼教授。他写的许多文学专著已成了学生的必修之作,每当他上大课时,不仅本校的讲师、学生来听课,而且还有外来的许多老师和文学工作者,礼堂里总是满满的,去晚了只能坐在地上。 当然,考伯曼教授对学生的严格要求也是举校闻名的。在课堂上,他会当场把学生的发言批驳得体无完肤,让学生呕心沥血写的文章打道回府。显然在这样面严、心严的教授处不要说想得到好分数,就是及格也是十分艰难的。许多德国学生能躲就躲,巧立名目,试图以其他课来取而代之。而我想尽快地完成学业,只好硬着头皮上了。 论文终于交了,笔试也考过了,接下来就是口试。要面对教授,从一个作家到另一个作家,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个文学体裁到另一个体裁,必须如计算机般地快速反应,并正确无误。这对德国学生来说也是心有余悸,何况我是个外国学生,自然更是有过之无不及了。要知道在法定的半小时内,能提多少问题啊!况且还要与这样一位严厉的教授“短兵相接”,这使久经考场的我也惶惶不可终日起来。 口试那天,只见一些德国学生从考场出来,朝我苦笑地耸肩伸舌,我的心直颤抖。想到以前有部电影名叫《中锋在黎明前死去》,我不停地安慰自己:最黑暗的时光已过去,要挺住,决不能“在黎明前死去”!直到现在我仍不知当时是如何进入考场、握手、让座的,只记得刚回答一个问题,教授就提到了作家卡夫卡的小说《蜕变》。卡夫卡的作品晦涩异常,作为考试题目,更不令人愉快。正当我自认倒霉时,只听教授说:“小说主人公在‘蜕变’成甲壳虫后,家庭人员对他的态度如何?”我真不知道教授为何要提这样过于简单,简直不是问题的问题,是我听错了,还是他故意设圈套?我霎时间目瞪口呆,茫然失措。这时教授如自言自语地说:在中国家庭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相互关心、照料……我知道他曾在中国的大学作过文学讲座,对中国十分了解和友好。可眼下,在考试时谈中国?这哪是考试,简直是一位德国朋友和我聊中国的民情。我顿时觉得教授的面相变得和善起来,又可敬又可亲。我再也不紧张了,禁不住口若悬河,滔滔不绝起来。我仿佛不是在考试,而是和教授在一起探讨日尔曼文学。突然教授中止了提问,说:“祝你能获得好成绩。”紧张了好几个月的口试就这样结束了,我欢快地离开考场,心中充满了黎明的曙光。 不久,口试成绩公布了,德国学生都为我口试得了1分,又惊、又喜、又嫉妒。而我知道,这要归功于卡夫卡那可怜的甲壳虫。 结束了多年苦涩难忍的寒窗生涯,我欢天喜地地跑去向教授告别,可他因学术会议而临时改变了接待时间,可我怎么也不愿意就这样不辞而别。于是就到书店里特地买了一张印满各国文字“谢谢”的明信片,添上了中文“谢谢”两字。突然柜台上一大群晶莹闪亮的玻璃甲壳虫映入眼帘,全身通红,背壳上有几个小黑点,娇小、可爱。德国人把甲壳虫看成是幸运的象征。对,送个甲壳虫给教授,祝他桃李满世界,祝他事业获得更大的成功,我小心翼翼地把它粘在明信片的一角。 5月,又到了甲壳虫生息欢跃的季节,我永远不会忘记这幼小的生灵曾与我伟大的学业连在一起,我要永远感谢这位严格而充满人情味的德国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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