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付代价 现代“包身工”现身西班牙华人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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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据西班牙《华新报》报道，在西班牙的华人社会中，存在着一种让人见怪不怪的现象：一个老板把在中国的亲属，或者是其他人以办工作签证、CUPO的形式带到西班牙来，不用这个人支付任何费用，作为交换条件，只需当事人出卖自己的劳动力，白给老板做三年。三年时间做满后，老板就会把你的居留证交还给你，给你自由。

　　从表面上看，好像是老板不要你花一分钱就把你带到国外赚大钱，作为一种两相情愿的交换条件，工人理所应当地要去白给老板做三年，合情合理。没有人想过这白做三年的期限是依据什么制订出来的，在此期间工人的付出是否能与那十几万人民币等价。因为这种条件只是一个一相情愿的结果，是在“买方市场”占绝对优势的情况下产生的。

三藩市的唐人街，一个街会。

唐人街卖如意物品的老人

　　那么，这种现代“包身工”是在一种怎样的环境下产生的？它为什么会在西班牙找到生存发展的土壤？将来它还会有怎样的生命力？带着这些问题。记者利用一个星期的时间，对一些曾经给“老板白做三年”或“白做五年”的年轻侨胞进行了调查。

　　人人梦想出国淘金形成侨乡“乡情”

　　调查中记者发现，出现“白给老板做三年”这种情况的地区主要集中在浙江青田、温州一带。两地相形之下，以青田人居多。

　　特殊地理环境作用的因素，使过去贫瘠的山区小城青田县里的人们把出国淘金作为让自己快速脱贫致富的最佳选择。

于是乎，只要有一点办法的人都想尽办法出国，哪怕是债台高筑也要走出去。而随着早期出国的人衣锦还乡，拿着花花绿绿的欧元回来又盖房子又投资，又羡慕死了乡邻乡亲。这种示范作用直接带动了更多的人投身到出国淘金的大潮中去。只是时间久了出去的人太多，获得签证就越来越难。于是不怕吃苦的青田人开始“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通过各种途径，采取各种办法“冲出青田，走向世界”，而在这些出国途径当中，最炙手可热的，就是不花一分钱，拿着劳工签证，坐上飞机堂而皇之地出境，带着身份来西班牙的OFERDA DE TREBAJO。这种一到国外就不用做黑工的出国方式，从产生的那天起，就受到了以吃苦耐劳著称的青田人的欢迎。在他们看来，能这样出国那真是天上掉馅饼，特别是对于有家室的人来说，以这样的条件出国，当自己三年期满“获得解放”后，就可以申请自己的家人来西班牙团聚，一个人能带好几个，是一个打着灯笼也难找的好事情。

　　只是这种把自己的身体“押”给另一方的中国人的“内部”作法，从在华人社会孳生的那天起，就为原本存在“潜规则”的劳资关系蒙上了阴影。

　　在经过了数年的发展后，上个世纪八十年代左右出国的侨胞大多数在生意上已经是如日中天，很多人开出数家店面，需要大量工人，而西班牙宽松的劳工政策又让精明的中国人发现了一条经过运作就可以得到的一个即可以为自己带来一笔不菲的收入，又可以不付工人工资的“融资渠道”，这种他们认为的好办法，就是目前仍在中国人当中流行的，“工人给老板白做三年”的不成文的规矩。

　　而面对家乡众多渴望出国的亲戚朋友的热切目光，这些老板的行为又无疑是救命的活菩萨。很多人就是想搭上这班车，也要看老板的态度，看你和人家的关系远近，一般是先亲戚后朋友，要论资排辈，要看你是否有这个运气才行。

　　可能是受夏衍报告文学《包身工》一文启发的缘故，这些华侨在回到家乡与亲戚朋友谈起带人出国条件的时候，并不是要对方拿多少钱，而是免费办理，但要有一个白做工的期限。早期定为五年，后来随着“行情”的变化又改为三年，即便是这样，仍有许多苛刻的条件，如：在白做期间除没有工资外，还要加上没有休息天，没有小费等附加条件。换句话说，工人除了有一个吃和住的地方外，实际上已经没有了相对的自由，成为一个老板家里的长工。

　　当然也并非都是这样，在有的地方，被老板带出来的工人可以每月分得小费，也有的亲属关系比较近的，每月有一定的生活费，到了一年的年底，老板还要给工人的中国家里寄去一笔钱，遗憾的是能拥有这种待遇的工人毕竟是少数。

　　就这样，那些被老板带出来的工人满怀对未来生活的憧憬来到西班牙，但他们不知道的是，要获得那张不花钱的居留卡，他们要付出比他们想象中还要高出许多倍的代价。

　　畸形劳资关系约定下的工人与老板

　　调查中记者发现，这种“白做三年”的劳资模式表现最明显的是西班牙偏远的小城镇及南部、北部的小的海滨城市，在马德里和BARCELONA这样的大城市当中，近几年凡是让老板办出来的工人都是用现金与老板进行交易，人到西班牙就要把全部款项付给老板，大约是13万至15万人民币，据悉目前行情看涨到18万，之后你去做什么就与老板无关了。但在那些偏远的城镇则不行，你就是拿钱给老板，老板也不会答应，因为在这样的地方，老板用低廉的工资雇工人很困难。这也是为什么“白做三年”的劳资模式让一些小地方的老板乐此不疲的重要原因。

　　而老板在往国外带人的时候，也往往把目光锁定在那些风华正茂的，二十岁左右的年轻人身上。因为只有这样的年轻人的身体状况才能适应那种一年365天没有休息的高强度劳作。

　　令人感叹的是那些年轻人也正是凭着年龄上的优势才咬牙坚持下来，完成了“从奴隶到将军”的转折。只是他们多少年后与记者谈起，仍然有一种往事不堪回首的感觉。

　　阿燕(化名)来自青田一个偏远的山村，带她出国的是她的亲姨夫。虽然有这样近的亲属关系，但也要“公事公办”，不能讲任何情面。因为有母亲一方的关系，姨夫一方与自己的父母讲好白做三年(当时的行情是白做五年，给阿燕免去二年)，在这三年中阿燕没有任何一天的休息，也没有任何零花钱，由姨夫和姨妈负责她的吃住，教会她做跑堂的各种本领。

　　采访中阿燕说，因为有了这种太近的亲属关系，她与其他一同办出来的年轻伙伴相比还算是比较“幸运”的，姨夫和姨妈很认真地教她学西班牙语，学习生存的本领，做不好真要遭他们的骂，但在劳动强度上，阿燕却要与伙伴们一视同仁，来不得半点特殊化。

　　因为中餐馆在海边，阿燕姨夫餐馆生意奇好，每天客人络绎不绝，而海边的游客吃饭不定时，因此中餐馆几乎是24小时开着，哪怕有一个客人，姨夫也不让他们休息。到了下班的时间，那些不是老板办出来的工人可以走，姨夫和阿姨可以顶替他们，但像阿燕这样的人没有人来顶替，只有坚持做下去。休息只能是在没有客人的空隙里，把椅子排起来躺在上面打个盹，一有客人马上就要爬起来忙活，就这样每天要做到凌晨四点种左右离开中餐馆，每天累得精疲力竭，但好在是年轻人，晚上睡一觉，第二天体力就又恢复起来。

　　可能是怕这些年轻人知晓太多外面的事情会坏了自己的“好事”，阿燕姨夫对于这些“特殊身份”的年轻人采取了一种近似于半军事化的管理。不给他们上街闲逛的机会，所有在外面的事情都是老板一手包揽，包括给家里寄信、一些日常的生活用品的采买，就是打电话也是要他们在中餐馆里进行，以便随时监视这些年轻人的行动。有人想买个手机卡和其它城市的朋友联系一下，每当这时，阿燕姨夫总是会说，买那个东西干什么？很费钱的。

　　能够出去散心的时候就是换居留的那一天，但也仅仅是到那里按一个手印，其它事情根本就不用阿燕他们操心，手印按完马上回去做工。

　　采访中阿燕说，其实他们也没有出去散心的愿望，也根本没有这个可能。在出国之前就讲好的没有休息天，每天睁开眼睛就忙到天黑，就剩下睡觉的欲望了。

　　每当有人身体不舒服了，想去看医生，阿燕姨夫就会这样说，看什么医生，年轻人，睡一觉就好了。阿燕说姨夫真是经验老道，那时我们这些人也真是年轻力壮，平时得不到休息，一旦好好休息一天后身体马上就好起来，把打针吃药的钱都省下来了。

　　为了能让这些年轻人为自己多做一段时间的工，阿燕的姨夫不放过任何机会。一个工友家中实在困难，就与老板商量能否每月寄给中国家里100欧元。老板答应了这个条件，但作为交换他要在这里多做半年时间，当然这半年时间不是顶替那每个月的100元，欠下的债务是要另外偿还的。

　　在靠近葡萄牙边境的一个城市里，四十出头的青田女人阿媚(化名)和另外十几个工人在2003年通过办工作签证来到一家老板的中餐馆做工。该老板在当地颇有些实力，开着四家中餐馆，也正是通过这四家店，老板从中国带出了络绎不绝的廉价工人。阿媚和另外十几个工人分布在这四家店中，同样是讲好“白做三年”，既没工资也没有小费，但是每个星期有一天的休息。

　　在这个偏僻的城市，老板店里的生意非常好。阿媚做的是酒吧，每天忙得不可开交，除了酒吧的工作还要兼做其它事情，每天的活动线路就是在中餐馆和工人住家之间。

　　阿媚对记者说，她之所以这样，就是想把在中国的两个孩子申请出来，而自己吃怎样的苦都无所谓，就当是坐了三年牢。

　　阿媚的心思老板自然清楚。熬到了将近三年的时候，阿媚已经做好了去BARCELONA做老外工的准备，通过朋友联系了一家西班牙人的工厂，准备在三年期满就赶快离开这个地方。但当时正是中餐馆最忙的时候，找工人很困难。老板也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就对阿媚说，你不是想申请你的孩子吗，我现在可以帮你这个忙，给你全保起来，把住家借给你，你把纸头给我吧。阿媚一听自然大喜过望，赶紧把各种材料交给老板，但付出的回报自然是要继续为老板白做下去，直到孩子申请出来。

　　只是阿媚想得太天真了。老板根本就没有想帮助她的意思，只不过是想通过这种手段白用她一段时间，等度过了这段店里最忙的时候，自己找工人就很容易了。就这样，阿媚等待了好几个月，每次询问纸头递交情况老板都说快了，让她耐心等待。直到有一天阿媚感觉到国内的公证材料快要过期的时候再次追问时，老板才说还没有交上去。阿媚一气之下马上辞工去了外地，但在餐馆里最需要人手的时候她都已替老板平稳度过去了。

　　而温州人阿青(化名)与他人相比则算是情况比较好的。阿青家住在温州的乡下，出来的时候是表姐给办的一切手续，条件也是白做三年。每个星期有休息天，但没有小费。每月有100元的零花钱，每年表姐负责给阿青的孩子寄到国内一万人民币。三年做满后阿青也并没有向其他人那样马上抬腿走人，继续在马德里为表姐分担着餐馆厨房的一切事务。与记者说起这些，阿青说毕竟是自己的亲戚，和有些老板相比表姐算是有人情味的，自己出国的目的达到了就离开，有过河拆桥，卸磨杀驴的嫌疑，实在是有些不好意思。

　　青田人阿洪(化名)的情况与温州人阿青相比有些相似。阿洪的表哥在西班牙北部的一个城市开着两家中餐馆，是表哥的父亲把阿洪申请出来的。条件除白做三年外，每个月阿洪可以分得20元的小费作零花钱，有休息天。刚出来的时候阿洪只有19岁，从洗碗工做起，一年后升到了二厨的位置上。从大山里走出来的阿洪感到很满足，因为自己还很年轻，待到有一天熬到了大厨的位置上就可以苦尽甘来，将来自己就有条件开一个小中餐馆，向家乡的亲人炫耀一番了。

　　也许是心诚则灵的缘故。做工快到两年的时候表哥家先后连着开了两家百元店，两个做大厨的表哥都得去亲自管理，于是大厨的位置就空了下来，不用说，阿洪自然做上了大厨。做上大厨的阿洪每天神采飞扬，做工更卖力气了。只是阿洪没有想到的是，他“升职”越快，表哥的父亲就越高兴，因为他们的店里是太划算了，不花一分钱就请来了一个大师傅。

　　真是“白做的人都是相似的，但却各有各的不同”。

　　特定历史环境的作用，让华人社会形形色色的“白做三年”的劳资模式能够生存并发展下去，但这种只有我们中国人才能暗喑此道的事情，在推动华人社会发展的同时，也为劳资双方增添了一时无法解决的新矛盾。

　　为华人社会带来的负面影响

　　照常理说，这种“工人为老板白做三年”的事情是“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劳资双方不应该会为此事发生任何冲突。但遗憾的是在调查中很少有人对老板感恩戴德，不仅如此，反而说老板是如何地对他们苛刻和吝啬，在他们的眼中，自己俨然已经成了一个无辜的，被老板“残酷剥削的”的弱者。

　　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现象呢？

　　采访中一些年长的侨胞道出了其中的因由。

　　以一个普通的专做老外餐的中餐馆为例，一个厨房工人如果认真学习，在经过一年左右的时间就能熟练地掌握目前西班牙中餐馆厨房中的所有技术，而老板把你“免费”办出来，不可能永远让你做洗碗工，总是要让你“物有所值”，最大限度为其出力赚钱。按目前一个三厨、或者是二厨800至1000元的工资估算，一个工人在熟练掌握技术后用大约一年半左右的时间就能还清15000元左右的费用，如果做大厨可能时间要用得更短一些。这样老板在后来剩下的一年半左右的时间里，就等于是在工人身上是只有产出没有投入，做的是“无本生意”，老板赚大发了。

　　而人的心理就是这样的微妙。当一个人没有实现出国梦想的时候，对老板心存感激，因为人家不要你的钱就让你出国呀！这是多好的事情。但当他一旦来到国外，在熟悉了周边环境，慢慢琢磨出这“白做三年”其中的“奥妙”后，心理就开始逐渐不平衡起来 ，认为老板太黑，耍弄了他们这些“不明白”的人，自己做了冤大头。

　　对此我们不能一味地说这些人是“忘恩负义”，因为他们是活生生的人，都有着各自的世界观。

　　外因是变化的条件，内因是变化的根据。心里不舒服起来，再看老板就怎么都不顺眼，于是当某个特定环境下，工人与自己的“恩人”就开始变成了仇人。

　　在北部某城市，青田人阿华(化名)被弟弟申请来到西班牙，三年自然是白做的，在这三年中阿华的弟妹生怕嫂子节外生枝给自己造成经济上的损失，就把那张居留卡一直攥在自己手里，限制着嫂子的自由。刚开始阿华并不在意，但当两年后知晓“白干三年的真相”时，就再也不像以前那样听话，开始逐渐恨起弟弟和弟妹来，认为当弟弟的只认钱，没有一点亲情，而始作俑者就是自己的弟妹。

　　两年后阿华办理完老公来西的家庭团聚手续，认为自己的目的已经达到，于是就与弟妹说还有两个月就到三年了，有一个朋友在BODAJOSI开了一家百元店，让她去帮忙，她没有办法，让弟妹高抬贵手放她走人，把居留卡给她，不差这两个月。

　　但阿华的弟妹却不是那么好对付的。她说你要走没关系，但居留现在不能给你，亲戚是亲戚，生意是生意，你老公是在我这里申请的，等你老公出来让他在这里继续做，把你欠下的帐一起还清。阿华以为弟妹只是随便说说，并未在意，但走的主意已定，于是就毅然不管弟妹难看的脸色辞工走人。

　　过了不久阿华的丈夫来到西班牙，弟妹果然不失前言，就是不让这个哥哥去BADAJOSI与阿华团聚，而是把他安排在中餐馆厨房中打杂，或者是在百元店中帮忙，一定要这个大男人做满两个月后才肯罢休。阿华闻听顿时怒火冲天，赶回来就与弟妹理论，讨要自己的居留卡，好带丈夫离开这个鬼地方。但弟妹却不给，一定要他们把剩下的时间做满才行。阿华气得大骂弟妹没有人性，连自己的哥哥也要剥削，但弟妹说在欧洲大家都是如此，并指责阿华有居留了翅膀就硬了，不是当初求他们的时候了，现在翻脸不认人，没有这么便宜的事情！

　　阿华一怒之下打电话报警，说有人非法扣留自己的证件。警察赶到住家吓坏了阿华的弟弟和弟妹，赶紧让没居留的工人到别处暂避一时，而那张扣在阿华弟妹手里的居留卡经过警察的干预完璧归赵，但所付出的代价是两家从此伤了和气，亲戚再也做不成了。

　　在南部某海滨小城，青田小姑娘阿荣(化名)被自己的亲戚申请出来，在中餐馆中做跑堂。有些孩子气的阿荣开始对白做三年这个条件并没有在意，但实际来到亲戚的店里做起来后才感到苦不堪言，主要是没有休息天，太累了。做了一年多阿荣实在是顶不住，就对亲戚撒谎说她的一个朋友在马德里结婚，她要去参加婚礼，要亲戚把居留卡暂时给她。亲戚没想到阿荣人小鬼大，在逃跑到马德里后就在朋友家躲了起来，再也不见踪影，方知中了小姑娘的计谋。于是就在电话中与阿荣好说好商量让她回来，但阿荣却是死活不回去了。

　　在朋友的引见下记者与阿荣见了面，眼前娇小的小女孩很难让记者与她的举动联系起来。记者问阿荣这样跑出来以后影响换居留怎么办？阿荣说顾不得这些了，先脱离了那个要命的地方再说。

　　在VALENCIA地区的一家中餐馆中，青田小伙子阿根(化名)不堪工作的劳累，让中国的父母去借高利贷，把出国的十几万费用还给带他出来的老板，让自己解脱出来，但当阿根把筹来的钱交给老板的时候老板并不接受，说我们当初就是讲好的，你要在这里白做三年，我不缺钱，我不会要的。对此阿根无可奈何。

　　而采访中一些老板也抱怨说，现在好工人太少，很多人都是白眼狼，在达到自己出国的目的后就翻脸不认人，这“白做三年”的规矩是双方认可的，大家都是这个样子，再说当初谁也没有逼着他们出来啊。

　　各说各的理，谁也不服谁。

　　既定的事物既然有它的存在规定性，是不是就说它也有其存在的合理性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

　　年复一年的劳工申请，为西班牙华人社会注入了新鲜的血液，而这血液中流淌着的还有夹杂着汗水的泪水。

　　当2008年西班牙政府新的劳工配额下来的时候，如果有机会，许多华人老板还会通过该渠道实现其个人目的。届时还会有源源不断的中国人通过劳工签证来到西班牙，继续“白做三年”的故事。

　　许多老板说，短时间内这个市场不会萎缩。

　　西班牙华人社会从诞生的那天起，就为其未来的崛起埋下了伏笔，这个过程是沉重的，它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只有在其发展过程中随着当地政府相关政策的调整实现自身的完善，最后走向辉煌。

　　到了那个时候，就很难有“白做三年”现象产生的市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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