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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迟早是该把紧绷的情绪放松下来。头6周，我就像是在天空过度翱翔的猎鹰，头晕眼花，认不清方向。上回哥伦布纪念日的休假，让我了解到，无休无止的飞行，是如何地疯狂与危险。我不能再没有限度地鞭策自己，该停下来的时候就停下来。休假完的星期二，回到教室一切讲究精准的紧张气氛，咬文嚼字地专注思索，没多久就生起厌烦的感觉。
10月中外头的景象开始变化，心情也随之转变。灰暗的天空，四处觅食的松鼠，寒冷的冬天就快来临了。此刻，回想起休假日在小山丘上对自己讲的话。或许警觉得太晚了吧。现在的我，疲惫不堪。所有精力与热情几乎都已耗尽，没有一丝余焰得以燃烧。心力交瘁，还得面对同样的课业压力，郁卒感油然而生。
更糟的是，从前压抑住的一些情感，此刻也不知不觉跑了出来。在头几周内，兴致勃勃，情绪高昂，许多眼见的问题都自然搁在一边，不去搭理；像是汲汲争取成就的后遗症、吉娜提出的教育改造个人的危险，以及面谈季节中感受到的自我怀疑等。这种种困难，并没有因为压抑而消失，现在反倒伴随着新问题，联手对我产生影响。并且，法学院的神秘光芒已逐渐黯淡。对我或其他同学而言，知识的增长无庸置疑，可是过程中足以振奋人心的新奇感，早就开始淡化消失了。
总归一句话，我的期盼已经不同了；但是翻开日记，上头还是坚定不移地写着：我必须“适应逐渐升起的失望感觉”。几个大字背后，其实隐含着不可控制的痛切之情；接下来几周，这种感觉将只增不减。
激情过后的失落感，似乎弥漫在各个同学身上。郁郁寡欢的神情，处处可见。面对公式化的作息与接二连三的作业，少数人依旧无怨无悔地勇往直前；不过最普遍的反应是，对学校及其要求，生出强烈的抗拒感。当然，抗拒归抗拒，不会真的轻言放弃。中途辍学者是有，不过大多发生在开学头几周。每一年，哈佛法学院休学的比例大约是百分之二到百分之三。离校的原因很多：婚姻、疾病、志趣不合等等；但不管是属于哪一类，辍学之后再回来的大有人在。
我们第二组，倒是个个都撑下去了。或许，每个人想当律师的志向已经稳固，或许每个人对10月中的低潮期，已经做好心理准备。大多数同学多少都认识几个哈佛毕业的校友，对其中的困苦与灰暗面已略有所闻，但还是勇往直前地来到这里；在有所预期的情况之下，就不致惊惶地不知所措。
无论郁闷来源何在，许多同学逐渐显现出不合作的态度。虽然上课出席是强制性的，但现在每节都开始有人跷课，最严重的是马恩的课，缺席率高达百分之十五到二十之间。唯一例外是佩里尼的契约法，因为他执行出席政策是非常严厉的。不过来归来，有些同学干脆坐到最后头去，一副事不关己的态度。
泰瑞就是其中一员。时而跷课，时而躲到教室最后排。
“我已经受够了。”他说：“那些家伙老是教训人，要求我们该如何思考才对。我才不管呢，我要按照自己的方式去做。”
同学态度明显的转变，可从侵权行为的课堂上看得出来。10月中的一天，吉格曼教授正讲述“折抵”（conversion）的概念，一种对窃盗行为的救济方法。如果窃贼把你的车偷去开，即使刑事上裁定仅是好玩，并无占为己有之意，民事上仍可要求赔偿，强迫窃贼按市价把车买下。这个选择是有价值的，尤其如果你的车已遭到损坏；不过同学们常常忽略掉。
就在此刻，教室中央突然传来一句带有挑衅意味的问题：“你讲的概念，是从哪儿冒出来的？”
吉格曼对同学的态度向来客气，但那句话的口吻确实太不敬了；于是他没好气地回答：“先生，有空的话，稍微翻一下个案吧。”
尖酸刻薄的话，惹得一些人笑了出来；但是没过多久，一声嘘声从四周响起。对讲者言论不苟同时报以嘘声，是哈佛大学由来已久的传统。每年法学院，受到哈佛大学部毕业同学的影响，也都感染上这个习性，我们第二组也不例外。只是从前嘘声的响起，都是针对同学政治上过度保守的发言，老师一向幸免于难。不过自从那天吉格曼受到嘘声的洗礼之后，同学开始如法炮制用在教授身上，尤其当教授不理会学生，或用严厉言词指责同学时。老师们的反应，通常不是紧皱眉头，就是和缓地加以解释。
同学不甘示弱的态度，愈来愈强烈。学期刚开始时，即使同学有不痛快的感觉，大都先自我谴责，认为是自己的无知无能。可是现在就不同了，怪自己，不如先怪学校，或怪教育。苏格拉底教学法，是不公平，也不人道的。课堂所学的，过于偏重技术面，而不关切律师的社会责任与道德义务。整个ＨＬＳ的气氛过于死板，像是制造法律机器人的工厂。
最激烈的批评，多半来自于哈佛法律学生会的成员。哈佛法律学生会是一个学生组织，以改革法学院教育组织与形式为宗旨。年初时就已成立，组里有多位同学参加。像读书会中的凯尔，从前常抱怨同学攻击性格太强的海伦，都是其中的一份子。刚开始时，他们比较收敛，至多互吐苦水，没什么太大的动作；但到了学期中，同学不满的情绪愈来愈高，他们讲起话来也大声许多。挑战教授已成家常便饭，而马恩是最明显的箭靶子，因为他对科刑、保释、白领犯罪等议题的政治立场极为保守。
学生会成员中，话最多的是伟德，从阿拉巴马州来的狂热份子。外表看来一点也不激进，头发短短地，穿着体面，言行彬彬有礼，态度端正严谨，整个气息倒充满了南方旧式贵族的味道。不过一旦批判起法学院的作风，言辞犀利，咄咄逼人，丝毫不留情面。
第一次与伟德交谈，是在9月末的时候。每星期四和星期五，侵权行为与民事诉讼都在朗德尔大楼同一间教室上课；两堂课之间，大约有半小时的休息时间。那天侵权行为课上完以后，坐在附近的一名男子问起我，觉得把书留在教室安不安全。我回答应该很安全，这里不像有贼的样子。
恰巧站在一旁的伟德听了，立刻反问：“是吗？真的没有贼吗？你为什么如此肯定？我看这里一半以上都是贼，只是不自知罢了。三年后的今天，他们进入大型律师事务所，收取高额的费用，跟去偷去抢有什么差别？况且，偷窃的例子现在就有。前不久，一个教授的皮箱，在办公室里被撬开。”
我不确定伟德的话是否认真，但我试着回答：学校这么大，总有少数害群之马。至于将来，的确会有好人，不幸沦落到恶名昭彰的坏公司。
“你该不会真的认为，这里每个人都是坏家伙吧？”我问。
“完全正确，”伟德回答：“这里大多数人都不是好东西。”
许多同学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对伟德抱持同样苛刻的态度。10月中时，有一小撮人，每当伟德一开口，就发出吃吃地嘻笑声。大家都知道，同样的马克斯理论又要复述一遍，进而批评课堂中研读的学理是如何保护上流阶层的利益。一天，在伟德不太理性的批判之后，
有个家伙满心不悦地走来，对着穿戴昂贵服饰的伟德频频点头，刻意模仿他的声调说：“革命完成后，每个人都有圣罗兰的名牌衣裳穿。”
所有学生会的成员，包括徒具热情不用大脑的伟德，逐渐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不过，我的态度是保留的。他们多是有钱人的子弟，出身于哈佛、耶鲁、公园大道、比佛利山庄，却常以穷困阶级代言人的姿态教训你。话虽如此，他们积极直率的个性，还是值得欣赏；并且日子一久，愈来愈觉得他们所言，并非全然无的放矢。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