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一天天过去，课堂表现变得愈来愈重要。现在，大家经常评论同学在上课时发言的情况，尤其是那些被点到名的人。“杰克今天表现得很好。”“是啊！不过当佩里尼在那个问题上对他穷追猛打时，真是替他难受。还是麦特妮比较厉害，讲话面面俱到，真是聪明十足的家伙。”

　　同学们对上课时发生的事如此在意，原因相当复杂。表面上看来，不外乎是同侪间相互竞争的心理。不过也有些外在环境的因素，加强了这种趋势。两个月来，我们几乎每天都做相同的事，听相同的教授讲课，读一样的书，做一样的探索。课堂之余，缺乏属于个人的发展管道。在制式的团体生活当中，大家面容齐一，没有人是特别的。唯一能凸显自己的方式，就是借由课堂表现，被众人冠上优秀、聪颖、反应敏捷、法律高手等字眼。在这种情况下，确认自我与争取成就的动机，融合为一。

　　如此一来，也引发出其他问题。当同学愈希望有好的表现，就愈能看清底下的事实：没有一个确定的指标，可以告诉你自己到底学了多少，学得多好。尽管我们勤勉奋斗了好几个月，谁也不知道是否能顺利通过任何一科。当然，纯粹从几率来看，不过关的担忧是多余的。哈佛法学院很少给Ｆ的成绩。40年以前，有三分之一的新生会当掉；但是现今，几乎没有人会因为成绩的原因离校。不过再怎么说，课程内容如此困难，又没有绝对不会失败的保证，一切还是小心为妙。殷殷企盼成功的心态，加上对自己所处状态的不确定感，两面极端的幻想交替出现：一会儿梦到足以光耀门楣的超级表现，一会儿被沦落街头的残酷景象给吓醒。害怕失败的病症，一直要到一月期末考之后才会结束。一试定江山的政策，让同学们早早就开始心惊胆跳。有些紧张大师，甚至从10月中起就马不停蹄，汲汲准备考试。其他人，则四处找寻蛛丝马迹，看能不能打探出影响成功与失败的相关因素。ＬＳＡＴ高的同学，就时常跑去调查课业成绩与ＬＳＡＴ分数的关联。还有一种说法，像我这种年纪稍长、又结过婚的人，通常会在班上名列前茅。为了心安，我不断用此坊间传言来麻醉自己。

　　无论各家说法如何，最被信赖的指标，还是课堂上的表现。140个同学共聚一堂，面对教授，思考同样的问题，谁能率先讲出大道理，谁就最有机会在考场上获得光荣的胜利。愈相信这种想法，力求表现的压力就愈大，许多不成文的规定也逐渐打破，比如像是发表意见不引用课外的参考书籍等。一天，契约法课讨论的个案内容是：一个宾州男子，在南北战争时志愿从军，离开家前，允诺妻子每个月会寄回20元的生活费，但后来却爽约了。妻子不甘，上法庭告丈夫违约背信，结果败诉。佩里尼用这件案例告诉我们，法院对家庭成员之间的承诺，以及商业上的约定并不等同视之。这个主题，以后还会经常回过来讨论，但是山帝似乎等不及了，发表远远超越在前头的高论。“我对这件案例有个蛮不错的观点。”他说：“既然丈夫参加的是北军，他可以领取南北战争的退伍津贴；况且，如果他不幸早死，遗孀原本就可拿到一笔抚恤金。所以我好奇地查了查领取美国内战津贴的名单，发现从1877年起，个案中的逖胥太太在丈夫死后，每个月都领到8元的补贴。”

　　同学们对于山帝的历史解答，觉得又好气又好笑，纷纷报以嘘声。佩里尼原本就不喜欢我们在现阶段找课外书来读，如今正好逮到教训的机会，讥讽地说：山帝真是教人失望，怎么不跑到哈利斯堡的军墓区，看看逖胥太太的冤魂是否还在那里？

　　尽管山帝的努力闹出笑话，公开引用课外书籍的行径不再是禁忌。许多人开始承认常常翻查佩里尼写的入门书，并且发现佩里尼上课时的评论，往往从中原封不动地搬出。为了求好表现，入门参考书对很多同学而言，已经成为必读的功课。更有人神经兮兮地跑去图书馆，读《法学评论》里的文章、法约条款，以及案例书中提及的参考个案。

　　“我真不明白，那些家伙究竟想证明些什么。”东尼在图书馆里对我说。他向来在馆内的学术论文区读书，最近发现第二组的同学，一窝蜂挤到这儿查资料。“教授又不是白痴，如果老是偷取别人的观点，怎么会不被发现。等着瞧吧，那些人不会因此得到比较好的成绩。”

　　不是每个人都和东尼一样乐观。许多人感受到同侪压力，纷纷找参考书籍来读，深怕功课落人之后。传言中，有同学夸张到一天浸淫于法律的时间，长达20小时，一周140小时；每天图书馆一开门，就赶忙报到。也有同学整晚关在宿舍里头读书，除了半小时的用餐时间，都在整理课堂笔记，周末时还花工夫打字，把它弄得漂漂亮亮。吓人的故事，让我们知道做好学生的标准已经不同；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如此拼老命，于是前后差距逐渐形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