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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日记上所写，与教授的午餐约会是项传统，希望能拉近师生之间的距离。在ＨＬＳ，老师与学生的互动不可能频繁。想想看，一组有140个同学，怎么彼此好好认识呢？这种现象，到了二、三年级之后，也不会改善，因为大班级的课还是很多。从表面上来看，这是哈佛特有的缺点，因为学生人数太多；其实不然，它是美国法学院共通的毛病。即使学生总数没那么惊人，各个法学院的师生比例都超低；唯一能媲美的，只有商学院。低比例的造成，又是我们已故院长朗德尔先生的“杰作”。
“朗德尔院长对法学教育的一大贡献是，”有个教授在年底时，对一群学生说：“让它变得便宜许多。靠着苏格拉底教学法，同时指导140个学生不再是神话，适切的大众教育成为可能。他向美国各大学校长证明，开设法学院可以赚钱，不需要雇用一大堆老师。”
有些教授否认大班级的产生，是出于经济考虑。教商业与税务课程的海瑞奇，刚被指派担任我们法律技巧课小组的指导老师。一晚，小组成员去他家作客。闲聊当中，海瑞奇为大班级的教育功效辩护。
“想想看，这边有史密斯想讲话，那边有詹森想讲话；另外还有个葛林，要发表不同的意见。140个学生齐聚一堂，多元性强，正可以反应各种看法，有助于更深入的探讨。”他并且提醒我们，在众人面前练习说话，可为将来法庭的公开辩护做准备。
不管大班级的好处有多少，同学们还是喜欢互动性强一点的学习环境。学期中，法学院的学生委员会，正式向学校提案建议，未来法一的课程，应该有一门课是35人的小班。这种单一课程小班制的做法，在其他法学院已经很普遍了，比如说：耶鲁、加州大学（勃特分校）、明尼苏达等学校。午餐时的聊天当中，我很意外佩里尼支持这项提案，甚至相信最理想的做法，应该是所有课都改成40人的小班。然而，大部分的老师还是反对，认为修改制度的代价太高，不切实际。
对于我而言，小班制的提议适切有理。当我还在考虑去哪一所法学院时，有朋友极力鼓吹耶鲁，因为那里的师生比例最高。那时我不以为意，不过现在可以想见，师生频繁互动带来无比的收获。
最起码，如果班上学生人数少，同学就不至于盲目地猜测自己学习的状态。在大班中，教授通常不会给你任何赞美的鼓励，无论表现是如何优异。理由可能是，避免在众多同学复杂的情绪上，增添不必要的困扰与敌意。有时，摩利斯会在同学讲完话后，迅速而有技巧地加上一句：“非常好的见解。”但也都只是点到为止。更何况，他之能够如此，主要是因为比较轻松的气氛已经先被营造出来了；其他老师如果跟进，恐怕效果不彰。小班制就不同了，教授可以对学生有多一层的认识，充分掌握各个学生进步的动态；或褒或贬，因人而异。同学也因此能有个体的感觉，而不仅仅是一大群人当中不被认知的小成员。
小班制另外的优点是，教学成效会大幅提升。学习法律的过程是很奇特的，有时候一个弯没转过来，就全盘皆输。才刚领悟到的同侪，或许没办法提供什么帮助；可是有经验的教授，往往能够很快看到症结所在，一点就通。但是，要怎么找到教授解答疑问呢？现在一下课，就15或20个同学挤到前头，有的只是要吸引老师的注意，有的是不愿错过老师的任何一句话，有的则是尽问一些无关痛痒的问题；要能够逮着机会做有效果的对谈，几乎是不可能的。到办公室找老师呢？也没那么容易。一方面，教授们都很忙，常常不在；另一方面，如果在没想清楚问题之前，不好意思特别跟老师约时间碰面。坦白说，有些教授像摩利斯、吉格曼等人，都很乐意拨出时间与学生讨论功课；但是大多数教授，却常常给学生一种“不要来找我”的感觉。例如马恩，一直到第七周，才在班上公布他办公室的号码，并且还加上一句：“要来，以后再说；我现在很少会到办公室去。”
我相当同情教授的处境。他们也希望有自己的时间，如果遇到一群求知欲望强烈的学生，是很累人。然而，我渐渐感觉到，ＨＬＳ老师与同学之间的距离感，无论在课上或课外都极端严重。造成的原因，不单只是制度，教授的个性也是关键。
“即使变成小班制，我很怀疑你们跟某些教授的关系会有任何改善。”那天在海瑞奇家中，
谈到学生委员会的提案时，他对我们说。“许多教授不善与人交际。”海瑞奇试着用委婉的语句，传递出一个事实：哈佛法学院聘了一群自以为了不起的狂妄份子。ＨＬＳ的教授，倾向于把自己当成是精英中的精英，千挑万捡之后的不时之选，怎么有时间把精力浪费在学生身上？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