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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仅如此，这群骄傲的家伙，为了保持高高在上的姿态，鲜少与人有非正式的接触。在ＨＬＳ，教授口中的称谓，都是“先生”、“小姐”的，很不亲切；即使对自己的同事，也极少直呼其名。整个文化造就了不可化解的疏离。无论是老师或同学之间，在教室外头遇到，多半只是点个头，笑一笑，一点也不像朋友，反倒像商场上的泛泛之交。我们所有的联结，都是出于“不得已”，脆弱而无感情。
组里是有同学在私下侵犯了老师的个人空间。一个家伙，不请自来地跑到教授家里去；另一个家伙，要求教授帮他解决私人的法律难题。但是，撇开这些极端的例子不谈，正常的互动少之又少。这一年曾经出现在学生餐厅的老师，五根手指就数得清。到了冬天，很多老师为了避开同学，宁可冒着风雪走在外头，也不愿意在大楼之间的地下走道，与学生照面。
有一天，当我问起彼得，为什么从来没在图书馆内见过教授，他那神秘的笑容令我难以忘怀。
“傻瓜，因为他们有自己的图书馆啊。”我怎么也想像不到，100码之外，有个全世界最大的法律图书馆，他们却还要在办公大楼的五楼，建造另外一个不让学生进入的藏书室。
遥不可及的教授，会增添同学的敬畏之情。他们拥有操纵生死的无上权力。既可传道解惑，又能威胁恫吓我们。要让学生的周末泡汤，就出一大堆作业；要让同学脑力激荡，就考问一连串困难的概念。最重要的，他们是法律游戏当中世界级的专家，而我们正在努力地挤入殿堂。在许多方面，教授是同学效法的典范；有些时候，甚至成为神话式的传奇人物。课堂之余的非法律式对话，常常围绕在老师身上，互相交换传言。一会儿，马恩教授从前办过什么样的大案子；一会儿又是，佩里尼跟哪个政治人物交过手。至于摩利斯，大家就更崇拜了，因为他才从法学院毕业不久，在学校留下一段辉煌的成绩。最为人津津乐道的故事是（虽然伪造的成分居多），在一个4小时的测验当中，摩利斯不仅从容地完成考试，还写出一篇因为忙于《法学评论》的工作，而忘记缴交的报告。结果两项，都得到全班最高的分数。
对我而言，由于刚卸下教职，跟教授交往的感觉格外复杂。从讲台上的权威，转换成坐在指定位置上，相当程度任人摆布的被动角色。我开始觉得，自己又回到青少年时期。事实上，从外观来看，阴暗的走廊铺着油布，旁边摆着一长排学生的储物柜，法学院还真有点高中的味道；再加上，对周遭环境的不满，年轻时候的脾气与叛逆性格，似乎又涌现出来。我的反应，并不是独一无二的。从哈佛法律学生会的成员身上，多少可以嗅出青少年特有的愤怒。或许，这就是对学校猛烈批评的来源吧。
除此之外，内心的感觉还更推回到孩提时代，想要吸引父母注意的痛苦。在课堂上，举手等待发言，迫切希望讲出大道理，赢得老师的赞赏。这种心态，与小孩有何差异？原本以为，孩子气的阶段早已过去；没想到，孩子气的消失，其实跟外在环境相关。现在一旦被当成小孩看待，所有孩童情绪又都跑出来了。难怪在马恩课堂上的犯错，对我影响如此深远；因为它交织着两种耻辱感：一方面是，小孩无法取悦大人的伤心；另一方面是，成人丧失自尊的羞愧。
对于教授的复杂感觉，可从下面的实例略窥一二。汤姆是从前在加州朋友家中的旧识。他原本在另一所学校教书，今年才来哈佛客座。得知消息后聚在一块，愈混愈熟。汤姆慷慨大方，很快地就成为好朋友；我们之间，绝对不同于一般的师生关系。有时，我会找汤姆一道吃饭，地点通常离法学院很远。
有一天，我和泰瑞恰巧在体育馆碰到汤姆，当时才刚下完课不久。从前不曾叫过他汤姆以外的名字；但是此时此刻，对他的第一个反应是：法学院的教授。因此，当他亲切地打声招呼：“嗨，史考特”时，我竟然不由自主地回了一声：“教授，你好。”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