功课再多，我还是不愿意放弃纳德尔（Ralph Nader；译按：美国当代消费者权益运动的活跃领导人）的演讲。星期二晚上，安娜不大舒服，于是我拎了本侵权行为的书，独自前去会场。

　　我对纳德尔崇拜已久。他不仅是个狂热的反对份子，并且思维透彻，想像力丰富，批判社会体制时，绝对不是胡吹乱盖、凭空乱骂。当晚，纳德尔要谈论的体制是，哈佛法学院以及一般的法学教育。纳德尔也是ＨＬＳ的毕业生，但对哈佛并没有太多的恋眷之情。在一本传记中，他形容法学院的学生是：“关在铁笼里学习自由的概念。”我迫不及待聆听他的批评；

　　这一阵子郁卒的心情绝对其来有自，不会只是出于我的神经紧张。

　　纳德尔的演讲非常精彩；一个多小时，完全不用稿子。个子细长，皮肤黝黑，比在电视上见到的要好看些。他靠着讲桌侃侃而谈，有股牧师传道的热忱。

　　“法学教育的主要目标是，”纳德尔说：“在精致的伦理架构下，发展必备的分析与实证技巧，以伸张社会正义。”然而，哈佛及其他大多数的法学院，因为过于注重技巧的实用价值，把原来的目标给忽略了。

　　他提醒我们，仔细反省经过学校训练之后的心理机制。如同吉娜所言，法律思维会带来习惯性的谨慎与迟疑，有时反而会与一般常识，以及基本的正义直觉背道而驰。

　　他批评个案教学法的缺失。到底这些案例所彰显的，是属于谁的法律？个案书中挑选的，多是经过上诉过程的大案子。但是除了有钱人，谁能负担昂贵的律师费来进行到这个阶段？社会当中，有很多犯罪行为和法律问题，并没有经过激烈的法庭争辩，也因此不会列入案例书里。“你想想看，”他问：“有多少佃农会上法庭控告香吉士这样的企业财团？”

　　案例中显现出来标准的律师工作是什么？面谈客户、写答辩状、到法庭做口头辩论——就是我们在法律技巧课上学到的那些事。难道律师的形象，非得是谁付钱就听谁的，而不能是组织性强、理想性高的运动者吗？我们扪心自问：最复杂难解的法律问题是什么？是课堂上指定的案例问题吗？处理公司行号的税务细节，真的需要利用学校资源、花时间特别指导吗？其他既困难、又重要的问题呢？像企业与政府的腐化、消费者权益、提供贫民法律服务等？

　　“问问自己，”纳德尔接近尾声时说：“最不可能解决的难题，是不是应该交给最优秀、最有能力、最具信心的人去处理？以精英自居的你们不去做，谁去做？你们不必把自己的知识力量与才华，用在不顾公共利益的大财团身上。这种工作，你不去做，他们一样找得到别人去做。如果你的想法是：‘我是个眼光短浅的专技人才，没有理想抱负，也能愉快地过日子，’那你根本是在作贱自己。”

　　离开演讲会场时，我的情绪高昂。当然，他的谈话也是有漏洞。比如说：我就很怀疑，学校教育是不是应该像他主张的那么政治？但是大体而言，他的见解颇具说服力。长久以来，为自己即将成为律师的不安感觉，稍稍获得纾解。

　　开车回家之后，投身法律界的意义感悄然生起，这几天的郁闷与沮丧也暂时消失。不过，要如何把热情转化成实际的行动，还是未定之数。现在的自我敌人，不是具体可见的，而是面对压力时的无形态度。改变是必要的，但该从何处着力呢？

　　没想到，不到24小时之后，一个明确的目标出现在眼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