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头辩论的情况，仿佛一场浩劫。

　　抵达教室前的一刹那，就知道完蛋了。我们的对手吉米和裘蒂，都穿出最正式的衣服。吉米是一套昂贵的三件式西装；裘蒂的，一看就知道是出于高级裁缝师的手笔。至于我和威利，则都只套件破旧的运动夹克。

　　等“法官”进场后，大事就更不妙了。在实际的法庭中，处理简易判决动议的法官，只有一名；但是如果法官愈多，问题就愈尖锐，基于这个理由，法律技巧课决定找两人充当法官：一个是学校的老师，另一个则是新生顾问委员会的成员。不管扮演法官的是谁，法庭内形式上的要求都得遵守。所以，要对法官尊称“阁下”，而法官对律师的称谓是“辩护人”。由于这类文绉绉的称呼，安排的法官最好都是自己不熟的，要不然会很尴尬。意料中，主考官是别组的老师昆利，从来没看过；但是，新生顾问委员会搞了个乌龙，另一名法官竟然是彼得。当我见到他时，一颗心立刻往下沉。彼得是多么注重卓越成就的人啊，对于法庭练习，一定抱持非常认真严肃的态度，我实在不想让他失望。

　　大伙进了教室，各就其位。昆利与彼得坐在讲台前，双方律师在第一排分坐两旁，中间以走道隔开；安娜则去教室后头找位置。

　　威利起身做开场白，依传统方式说出第一句话：“容我诉说几言，希望能切中法庭之意。”

　　恐怕，这是我们两个唯一讲对的话。威利的态度，一眼就看出兴趣缺缺。话说得很快，语气轻浮，有时甚至显得粗鲁无礼。对于法官的质疑，他常常轻蔑地予以反击。比如说，他会告诉昆利：“法官，那不过是你个人的意见罢了。”有一回，当彼得提出某个观点，他仅轻描淡写地说：“也许吧，不过我现在不想谈它。”

　　威利讲完回座时，明显地看到昆利与彼得两人，脸色铁青得难看。轮到我之后，情况并没有好转。口头辩护是律师称职与否的一个重要指标。法学界的传奇人物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戴维斯（John W. Davis）等，都是高明的辩论人才。要成为好的辩护者，一般认为有两项基本要件：第一，是具备机智的口才。法官随时会打断你的话，提出质疑，再琐碎的问题都可能出现。为了对付各种可能，敏捷的反应是必要的。并且，既然问题宽广无边，辩护者还需具备的第二要件是，充分地准备，任何细节都不能放过。

　　以这种标准来看，我显然是不及格。发下来的相关案例厚厚一叠，我也没怎么细读；在写诉讼要旨时，就随便抽取了一些条文，插入答辩状内，充当立论的根据。除此之外，再没有做其他准备，反正心想，到时候照本宣科，交差了事。结果，才讲了一两分钟，昆利和彼得就把我打断，提出一连串尖锐的问题，对案子不熟的我，根本无法作答。为了度过这难熬的15分钟，我竭尽所能，用各种偷吃步，隐藏自己的无知。我拼命在最小的问题上大作文章，并试图把每一项质疑，巧妙地转移成语义上的争端；我甚至三不五时，对彼得露出亲切的微笑，提醒他我们是同一阵线的好朋友，企图把法庭上一板一眼的形式界限消除掉。

　　卡兹的案子，最后进入关键的法律问题。雨衣厂的老板葛鲁门，想要解雇卡兹，可不可以简单地宣称，他对卡兹的工作表现不满意；或者，必须提出任何理性的人都能够相信的佐证？威利和我是葛鲁门的辩护律师，我们把重点放在：解雇与否，原本就应该取决于雇主的主观满意度。有许许多多的判例是支持这样的立场，不过我却忽略了大半。好心的昆利，一二连三地做些提示，尝试引我入正轨。但是，心理保持备战状态的我却会意不过来，反而盲目地回击。因此，好长一段时间，我都是自打嘴巴，把己方最好的论点弄得满目疮痍。最后，昆利终于放弃了。

　　“辩护人，”他说：“你不觉得我们一直在绕圈子吗？”

　　“是的，法官阁下。”我回答。回座后，我偷瞄了彼得一眼，发现他的神情，疑惑中带有痛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