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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机动一百小组”传单出现的同一天，另一只警钟在第二组敲起。不过，这与什么事件、抗议无关。摩利斯宣布，隔日早晨将举行测验。
话才刚讲完，立刻引起一阵骚动。“这次测验并不算在总成绩之内。”摩利斯比比手势，试图安抚大家。“我的目的只是要让你们多一些考试的经验，并且验收一下你们学习的成果。如果不想具名，没关系；甚至不来考试，也无所谓。一切随你的选择。当然，我是建议你们试试看。不过，别太认真，准备一两小时就够了。”
除了摩利斯提及的用意之外，它也正好帮我们了解一下自己的学习状况。只可惜，时间紧接在法律技巧课口头辩论之后，大家紧张的压力与强烈的竞争气氛还未平息，就得再面对另一项挑战。摩利斯表示，问题会跟期末考类似，所以就像是个模拟测验一样。同学们听了，都觉得非同小可，考试结果，将会是个准确的排名指标。一想到这，许多人就又陷入无法自拔的恐慌情绪。
史帝芬一下课，就语气急促地逮着我说话。
“我们会碰面吧？读书小组？讨论民事诉讼？”
又来了，同学们的情绪再度摆荡于恐慌与放弃之间。泰瑞，选择了后者。当我问起要不要参加考试时，他死命地摇头。
“绝不，”他说：“我才不要傻乎乎地为啥都不算的东西卖命。没有充分准备，我不参加任何考试。别让他人在时候未到之前，逮着机会，算计你的分量。”
我决定参加测验，但不想大张旗鼓地准备。于是对史帝芬说，考前的读书会没必要。并且提醒他，摩利斯说一小时的准备就够了。
“别那么天真了。”史帝芬告诉我：“每个人都已经开始准备了。他们将熬夜苦读；如果我们不协力合作，根本没机会。”
不仅奥布瑞表示赞同，连忙着“机动一百”的凯尔也点头同意，于是我们四人在当天下午碰了头。心里老大不愿地参加；结束后回家，翻开笔记随便读一读，就丢到旁边去。我一直告诉自己：放轻松，放轻松。星期五早晨到学校，一边口中念着放轻松，一边看见同学们彼此互问刑事诉讼课的问题。显然，史帝芬的预期是对的，他们的确很用心准备。耳边传来一些案例，几乎完全没有印象。我赶紧离去，不想多听。
在朗德尔地下室的信箱当中，发现一份我写的诉讼要旨，上头有彼得的眉批。自从口头辩论之后，我就没再见到彼得了。那天，他匆匆忙忙地离去，我也羞愧得刻意躲避他。除了把诉讼要旨还给我外，彼得还附上一张纸条，写着：
“你的答辩状比口头辩论高明许多，不过如果我对其中任何一个说尽好话，那绝对是骗人的。坦白讲，你的表现不是最差的，但我知道你的能力，我期望的并不是这样。”
此刻，我不想重拾上周颓丧的感觉；对于彼得的直言不讳，我的第一个反应是气愤。把答辩状重重地摔到地面，或许还踢了两脚。管他的卓越成就，都是废话！稍稍平息之后，我试着用理性的态度面对，质问自己：到底是谁的错？你究竟在生谁的气？想想，把地下的答辩状拾起，留给威利。闷闷不乐地回到走廊，恰巧撞见史帝芬。
“你有没有听说？”他问。
“听说什么？”
“你绝对不会相信。”边说，边递给我一份早报，翻开其中一页，上头有篇小小的报道，标题是：“哈佛法学院的抗议事件”，里面描述了“事件”的来龙去脉，以及“机动一百小组”的诞生。佩里尼的名字出现好几次，不过只在结论部分有直接的批评，一字不漏，引用29位同学连署抗议书中的关键段落。看了，我有点悔不当初。
“他们为什么要印出来？”我问史帝芬：“他们从哪取得这份抗议书？”
“也许他们觉得同学都支持吧。”史帝芬回答。接着他还告诉我，组里有个同学的同居人是记者，先前看到“机动一百小组”散发的传单，决定追踪报道。小道消息指出，女记者曾经打电话给伟德，是他提供所有的资料，包括递交给佩里尼的抗议文件。这正是我感到不舒服的地方。既然连署了抗议书，就有一份责任，可是我原本以为，文件属于同学与佩里尼之间的私人对话，我完全不想成为公开羞辱佩里尼的共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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