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了旧词新用之外，书面论证也有很大的学问。随着个案的累积，我渐渐发现无论是法官或律师，说话时都不喜欢以一般人自居，所以发语词很少会是“我……”怎样怎样，使用的语言也大半不是简单的直述句。他们希望自己的话，带有法律的权威，而不仅是个人意见的抒发。为了避免平民化，增加专家的说服力，放眼望去，尽是“何以”、“至此”等文诌诌的辞汇，以及委婉含蓄的长句子。

　　以下是我们研读的第一件民事诉讼个案，上头写着：

　　“根据答辩第二段所言，于原告书面文件之审议当中，发现足有1975元的债务无力支付，而被告之抗辩确认了上述审议中之违约债务，至此被告得偿还原告25元……”

　　要搞懂这类天书，实在不容易，得花上好长好长的一段时间。上学之前，打死也不会相信，读几篇个案需要多久；现在却发现，即使开始的案例都不过两三页长，为了整理案情摘要、查询字典，也教人忙得一点喘息的机会都没有。无论清晨或夜晚，只要不是上课时间，就得苦读；即使周末，也不例外。

　　尽管如此奋力，我还是没把握能跟得上进度。星期二晚上，是一大挑战；因为接下来的星期三、星期四，课都排得满满的。上午会遇到的吉格曼与马恩教授，早就把洋洋洒洒的指定作业贴在公布栏上；而契约法与刑法的功课，也只多不少。另外，法律技巧课的韩里，凑热闹地把一叠案例丢下，要我们在一周之内，交出8页的报告。这么多的功课，怎么做得完呢？此刻，安娜早已呼呼大睡；而我还苦哈哈地挑灯夜战，准备明天的侵权行为课。

　　无论如何，这是我的选择，也是我的所爱。

　　“学习爱上法律”是流传已久的一句戏言，讽刺性地描述法学院新鲜人所受的教育，语气显露出些许强迫的味道。或许与事实相去不远，但对于我而言，一切都是心甘情愿的。紧张、困惑、劳累、害怕，这种种感受，苦归苦，却也有一股说不上来的吸引力。来到法学院的一大希望，就是能借着法律知识的增长，对日常生活的琐碎事务有全新的观点；这个希望很快就得到满足。比如说，契约法的头两个案例“赫尔利对艾丁费尔德”、“波克基普吉公司”的案件，牵扯到的都是私人自由与公共义务之间的冲突。佩里尼要我们思索的问题是：对于像艾丁费尔德那样拒绝治疗某种病患的医生，社会是否有责任采取强迫手段？如果医生有治疗病患的公共义务，波克基普吉报社能否拒绝刊登波克基普吉收购公司的广告？这两者之间的差别在哪里？社会到底能不能干预私人的商业行为？还是应该完全放任，让所有公民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我并不是认为，这类关注比起其他问题（像人类何时登陆月球、怎样建造出更进步的内燃机，或是如何能够更有效地运送物资到奥马哈市等等）来得伟大；只是从很早以前开始，我就在想这些问题，而现在能有机会系统地深入探讨，自然感到兴奋。坐在课堂上听讲，与同侪好友讨论功课，再加上苦读个案与相关资料，我总觉得距离疑难杂症的解决愈来愈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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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星期三，第一次上吉格曼与摩利斯的课。由于先前佩里尼的契约法拖得很晚才下课，等我们匆匆忙忙赶到“侵权行为”的教室时，吉格曼教授已经站在讲台等候了。个子小小的，身穿黑色西装，太阳穴旁长了许多明显的黑痣，头发留得很长，可以稍稍遮掩中间秃去的部分；放眼望去，有点像是年轻的史帝文森（Adlai Stevenson；译按：美国伊利诺州选出来的参议员）。

　　根据小道消息，吉格曼十几年前曾在哈佛待过，后来转到英国某大学任教；虽然说已经回来美国执业好些年，言行举止仍然充满了英式风味。他的性格不是很主动，说话轻声细语，慢条斯理；除非偶尔要写黑板，否则都站在讲桌后头，一动也不动。

　　吉格曼简短地介绍一下课程，但没有提及任何上课规则、教科书、指定功课等。含混的介绍中，只说明了这门课是法学概念与法律条文并重。接着，便抽点后排的一名同学讲解第一件案例。

　　“侵权”本身就多少隐含了“过失”或“不法”的意味，为了减轻公民因他人过失而造成的伤害，法律提供了一些补偿的规定。因此，受害者（原告）可以提出法律诉讼，要求加害者（被告）负担金钱上的赔偿。我们研读的个案形形色色，包括船难、殴打、医疗过失、劣质商品等等，几乎涵盖了所有人与人之间可能的加害行为；有些伤害古怪得很，完全超出想像的范围。看过这些案例之后，不免感叹父母的教训是对的，一切还是小心为妙。

　　这门课的一大难题是，如何在理论上清楚定义出公民之间的基本义务。对于别人的权益，到底该如何小心维护才是？从第一件个案起，吉格曼就慎重提醒我们，定义问题是如何复杂难解。案例中，一名老妇的座椅被五岁男童拉开，因而摔在地面弄伤脊骨；老妇提出诉讼，要求赔偿。案子的关键点，落在恶作剧的男童是否蓄意伤害老妇；而法官最后的裁决是肯定的。

　　“‘蓄意伤害’究竟是什么意思呢？”吉格曼对开讲案例的同学提出这样的疑问。“这跟恶意开车撞伤仇家的行为相同吗？”同学的回答是不同。

　　“或许吧，”吉格曼继续追问：“但是到底有什么不同？法庭裁决的根据在哪里？怎样的心理状态，足够让男童被判定是蓄意的暴行？如果他还不能明辨是非，我们怎能加以责难？他难道真存有伤害别人的心吗？难道不是仅仅无意的过失吗？”

　　吉格曼质疑的态度温和谨慎，不会给人强烈的压迫感；但是最后，种种问题仍然不得解答。其实不仅是第一天，接下来好几堂课，一连串的问题都无法取得确切的答案。什么叫做“过失”？怎样的行为会判定是“过失伤害”？怎样的伤害可以寻求合理的补偿？为什么在某种情况之下，你开车撞伤路人，不用负担半毛钱的责任；然而，仅仅因为卖一个烤面包机给别人，发生意外，就得赔偿所有的损失？

　　一团迷雾时时笼罩在课堂上空。好不容易一个疑难似乎解决了，吉格曼马上丢下另外一个。他常常想像一些假设性的状况来考问同学；而那些假想情境大多稀奇古怪，徒增我们的疑惑。如果一名侏儒挥拳攻击拳王阿里，算不算非法伤害？如果厂商拒绝花20万元建造水坝，来防止可能造成的10万元财物损失，算不算一种过失？

　　当疑惑累积到最高点时，班上往往一片寂静，此刻就是吉格曼跳到另一个主题的时候。他从来不给我们答案，其实连小小的暗示都没有。穿着黑色西装站在讲台上，不管我们懂不懂，一股脑地拼命丢下问题；除了问题，还是问题。随着困惑的增加，同学对老师的不满也与日俱增。没有人能了解，吉格曼的用意到底在哪里。难道是我们太笨了吗？还是问题太愚蠢了？我们究竟该从这门课学到些什么？一堂接着一堂，深深困扰我们的不确定感丝毫没有改变，难道吉格曼是有意来折磨同学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