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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恩交代下来的案例，是关于一名强暴犯，以酒醉不省人事为罪行的借口。我们的工作就是要搞清楚，这样的辩护在《模范刑法典》之下是否有效。法典的规定错综复杂，得花好几小时反复地仔细阅读，试图从外表矛盾的冲突点寻得平衡解决之道。困难的作业却让小组讨论发挥极大功效。很难想像在时间精简的原则下，还能保持深入的高品质对话；不仅有充分的机会，自我分析问题，又可以从别人处得到不同的见解，以及批判性的善意回应。智性上的交流与论战，真是一种精神振奋的愉快经验。
除了奥布瑞太过礼貌，不好意思提高嗓音或插入对话，其他每个人都进入备战状态，随时攻击对方的弱点，然后滔滔不绝阐述自己的论点，直到有人中途打断为止。
聚会结束后，每个人都显得心满意足，马上拍桌定案，正式成立读书小组，并安排往后固定的讨论时刻。比较年轻的凯尔与山帝先走一步，剩下来的四个“老头儿”还意犹未尽，继续闲聊瞎掰。我们各自谈论如何放弃原有工作，来到法学院的心路历程。
“唉，”泰瑞说：“有时候就是不服老，频频告诉自己，不要就这样定下来了，还有很多新鲜的事物值得一试。”
听了，心有戚戚焉。
奥布瑞和史帝芬的情况则大不相同，各自有比较具体的理由进入法学院。对史帝芬而言，法学院的学历可以帮他找到稳定的教职。虽然已经拥有博士学位，但是社会学这个领域在学术市场并不吃香，除非有特别的专长，要拿到终身聘并不容易。
至于奥布瑞，故事就精彩得多。1968年完成哈佛商学院的学业，投入进口市场，混了一阵子之后，在洛杉矶开了一间画廊，专门展示出售东亚的艺术作品。四年下来，一直弄到身无分文的破产地步，才把画廊结束。现在嘛，苦哈哈地来到这儿寻觅另一片天地。话虽如此，奥布瑞讲起来眉飞色舞，看不出有一丁点感伤的味道。据他表示，60年代中期，法学院学风保守，大多数人都还穿西装打领带上课。当然，现在就不同了。无论如何，奥布瑞已经受不了商场上大起大落的风险，决定找份铁饭碗，支领固定的优渥收入，过着舒舒服服的好日子。
那晚回到家，觉得十分充实。从前刚开学时，还有点怨叹，不能住在学校宿舍，与同学的距离会愈拉愈远；但现在有个读书会，定期与他人互动，孤立无援之感顿除。事实上，小组几乎每天都有聚会。一周三天早晨上课前，讨论佩里尼的契约法；星期四和星期五下午，则用较长的时间讨论刑法、民事诉讼或侵权行为。
更令人开心的是，我和奥布瑞、史帝芬和泰瑞马上就成为要好的朋友。常常在一块儿吃中饭、打球、聊天、共度周末。我们彼此推心置腹，无所不谈。这一年，我的世界跟这三个好友，将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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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周之后，我开始尝试在课堂上发言。
决定开口说话的动机，并不简单。其中一个理由是，实践从前对自己的承诺。记得还在考虑要不要申请法学院时，跑去旁听了几门法律课程。课堂中，我对学生消极冷漠的态度不以为然。有一节课，感受尤其深刻。那是高年级证据法的课程，当天教授正讲解律师与委托人之间的特许权，问了个连我这个门外汉多少都能回答的简单问题。结果，居然只有两三只小猫举手回应。教室沉默的气氛，究竟是因于事不关己的疏离感，还是惊吓胆怯的畏惧感？无论如何，我下定决心，绝不让这种现象发生在自己身上。
然而，三思而后言，从来不是我的本性。尤其在紧张时刻，经常不用大脑地胡言乱语。课堂之外，一找到听众，就像公车上的醉汉，劈哩啪拉，说个没完；在课堂上也好不到哪里去，一旦话匣子开了，滔滔不绝地胡吹乱盖，要停也难。开学迄今，让我如此克制自己的最主要原因，就是怕讲错话，丢人现眼。星期二佩里尼的课堂上，我终于不管三七二十一，勇敢地站出来了。当天讨论的是著名的“哈德利对巴克森德尔”案例，着重在原告对违背契约者要求赔偿的上限。佩里尼问我们，怎样的原则是哈德利应该忽略的，并且透露答案非常简单。同学热烈地回答，从“求胜”到“取得意义”，各种想法纷纷出笼，但似乎都切不中核心。佩里尼频频摇头，边叹气边说：“不对！”“绝对不是！”“怎么可能？”“根本说不通！”
好不容易，他见到我高举的手，要我回答。
“惩罚。”我战战兢兢，说出心中的答案。
佩里尼走上前来，再问一句：“为什么？”
“根据法规的精神，它并不是要惩罚违反契约的人。”
“惩不惩罚有什么差别？”
“这表示赔偿不是用来警惕违约者。”
“那赔偿是为了什么？”
“只是弥补原告的损失。”
“完全正确！”佩里尼终于停止追问。“契约法中的赔偿，完全是针对损失而来。你们别把刑法或侵权行为课中学得的惩罚性正义搬到这里。”
说完，佩里尼转身往讲台走去。我深深地吁了一口气，心里充满了骄傲。整天，都有同学跑来恭贺我的表现。其中凯尔最夸张，说我能透视佩里尼的脑袋，知道他究竟在想什么。
尽管第一次的尝试顺利成功，对于往后是否要积极主动发言，却举棋不定。想想看，佩里尼质问同学的态度如此吓人，而我又容易紧张，何苦折磨自己。况且，现在一种诡谲的政治气氛已经逐渐形成，课堂上的发言不再那么单纯。
从第二周起，同学们开始对某些人的攻击性言论与强烈竞争态度不满。对于我们这一代而言，平等主义是至高无上的伦理准则，任何想要压低别人抬高自己的行为，都视为不道德。再加上，组里同学原本都有高人一等的辉煌历史，每个人的才干与天分都不容小觑，如果不刻意压制内在的企图心，恐怕到头来落得的仅是失望与挫败感。毕竟学期末，教授会对每个同学进行评鉴，打下成绩。头几周，大家似乎平起平坐，表现不分轩轾，而多数同学也希望维持这种假象。如果每个人真的都没有差别，你就不会像从前一样，总是个中翘楚，当然也就不会有可能被别的同学比下去。在这种情况下，最安全的做法就是大家都不争出头，不求表现，彼此半斤八两，相安无事。
记得在第二周末了，跟组里同学海伦聊天时，她向我表达对法学院的厌恶。问起为什么，她的回答是：“这里的人攻击性太强了。”我知道海伦从前也是普林斯顿的高材生，于是问她是不是也有很强的攻击力。
“没错，”她说：“但是我努力不显露出来。”
隐而不显成为班上的主流态度。许多人打从一开始就非常收敛，几乎不发一言。我好几次在私下场合与组里同学交谈时，才惊讶地发现眼前如此活泼外向的，竟然与课堂中闷不吭声的是同一个人。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