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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经过密集的训练之后，同学调和与辩护自我立场的技巧，很快就有长足的进步。第四周时，马恩教授在课堂上带动大家讨论如何规范娼妓的问题，我注意到同学就事论理的态度与从前大不相同。娼妓区暴力倾向与犯罪行为的统计数据，现在成为辩论的焦点；理性挂帅，一切取决于证据，情绪性的字眼愈来愈少。
这种转变，却令吉娜感到不安。“马恩是不是在乎我对娼妓的感受，并不重要。”她说：“但是，我对这个议题是怎么思考的，绝对和我的感受密切相关。先有所感，后有思，对我而言是天经地义的事情。自以为理性可以超越感性的人，不是我想做的。出于感受的见解，也可以是好的。”
有类似反应的，不仅吉娜一人。接二连三听到相同的论调（其中不乏出自于我敬重的朋友）：担忧自己被学校教育限制住，压抑情感，改造成冷冰冰的纯理性动物。所言所思，虽然合乎高度抽象的理性标准，却与感性经验无涉，距离从前丰富旺盛的生命愈来愈远。
有这些抱怨的，大多是刚从大学毕业的年轻人。仔细想想，或许像我这样亲身经历60年代、结了婚、工作过的人，其实已经实践过一套原理原则，所以比较不担心课堂所学，会把原来的自我消蚀殆尽。当然，这不代表同学的疑虑是多余或不真实的，借着倾听他们的心声，更可以让我意识到学校教育对我的可能影响。
安娜开始埋怨，我把教授质问学生的态度搬回家，吵架时，总像咄咄逼人的律师一样，挑其语病，攻其弱点。学校的影响不仅如此，看事情的方式与习惯都已改变。在课堂上，我们学习如何抽丝剥茧，循序渐进地分析问题。结构性的思维，是佩里尼教导我们的基本技巧，从细微处着手，归纳整理，再进而广泛推演到其他层面。严密的架构与逻辑，在法学论辩中确实有效，但我怀疑是否能适用于生活中别的事务上。其实这还不打紧，最叫人不舒服的是，法律思维的根本态度。
和吉娜的聊天当中，我有感而发，冒出了一句：“龌龊的法律思维！”之后，愈想愈觉得有道理。律师看问题、想事情的基本态度，就是怀疑与不信任。反复检验别人的话，希望从中找出什么漏洞，或挑出什么端倪。为了厘清可能暗藏的玄机，再简单的话语也变得不再单纯。
一方面，你不轻易相信任何事情；但是另一方面，为了维持理论的完整，以及逻辑上的一致，你又会强迫自己接受一些可笑的东西，像是：公司是个“法人”，公寓租户租的是土地，而不是房宅等等。
从法律观点显现出来的世界，与一般人眼中的世界是不相吻合的。置身于现实的我，在游走法律的过程当中，该如何自我调适，避免“法律世界”干扰到“个人世界”，是当务之急；只是究竟如何下手，还不清楚。
“每次刑法课讨论问题时，”吉娜表示：“我都好想站起来说，其实最重要的是同情心。不过，马恩教授会有什么反应？要不礼貌性地点点头，说两句很好很好；要不盯着天花板，当做没听到。难道，我的想法真的错了吗？”
不管是吉娜的想法，还是她预期马恩的反应，我都赞同。“这正是问题所在。”我说。这个问题，至今还没有人提供适当的解决之道。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