事务所的利润确实优渥得多，而且打从一开始就如此。拿迈克来说，他暑假头6周，在印第安保留区的法律援助工作室服务，周薪80美元；后6周，在芝加哥的一家事务所工读，周薪高达325美元。在面谈过程中，金钱是免不了的诱因。与从前当老师的薪水相比，律师的进帐实在骇人。在史丹福的英文系，广受敬重的正教授，经过一生努力的教学研究，年薪不过2.2万美元，但那是哈佛毕业生进入纽约律师事务所的起薪。更别说接下来调薪的飞快速度，尤其是升到合伙人的地位之后。据法学院报纸对校友的调查报告显示，现在当律师的平均年收入是7万美元。

　　对于居高不下的天文数字，我这个穷书生的态度是有点羞惭的。然而，不是每个人都有相同的看法。一天，奥布瑞、史帝芬和我遇见彼得，他刚完成面谈，正兴致勃勃，准备描述经过情形。他最想去的地方是薪水特高的纽约。问起是否会对极端优渥的收入感到不安，彼得的答复是不会。

　　“这是我应得的。”他说：“在学校待这么久，练得一身技巧，又有人愿意出高价雇用我，哪里不对了？我不是去偷去抢，而是辛苦赚来的。或许，法律对我有足够的吸引力，即使他们不付我那么多钱，我还是会拼死拼活地工作；但是能多一些收入，我一点也不介意。坦白说，我是知道如何用钱的人；赚够之后，我可是要好好享受。”

　　组里的同学，大多没有仔细想过到事务所大捞一笔的事情。金钱与执业，不是现在关切的问题。当然也有例外，有些人很早就抱定以赚钱为目标。像杰克，问起为何选择哈佛法学院，他毫不讳言地说：“我来这儿，就是为了钱。”不过，虽然金钱的诱惑等在前头，法学院新鲜人埋头苦读的案例书中，倒闻不出一点铜臭味。面谈季节中，一项问卷调查显示，一年级生对未来的期望不高，预估毕业后的起薪是13000美元，而20年后的收入是2.8万美元。

　　许多人的志向是大型的律师事务所，但是有高达百分之八十的同学，希望做点别的事，像是非营利事业、政治事务、平民律师等。有趣的是，在不愿去大公司的同学当中，有百分之二十五的人认为自己终究会卷进去。

　　实际一点来看，我们大部分的出路就是如此。有四分之三的毕业生，都会待在私人事务所一段时间。整个情势就是往这个方向走。许多同学一进来，就热中于商业法；其他的，经过学校训练，也对这个领域愈来愈感到兴趣。并且，有相当多的同学，觉得律师的责任就是帮客户打官司，只要有钱，服务随叫随到，对自己或对客户道德上的检验与反省，不是分内的工作。对于这样的同学，金钱、权力、训练、专业品质等加在一块，大公司就成为不可避免的去处。

　　我在旁观摩，深深感觉，即使逃离不了这股漩涡，恐怕也非得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挣扎。和迈克一样，我也曾积极参与过政治运动——公民权、反战，以及1972年麦高文的竞选活动。从前的政治信念，现在仍伴随着我；去大事务所执业，等于是去拥抱我所反对的不当权力。

　　与彼得谈过之后，史帝芬信誓旦旦地告诉我，他绝对不去大公司，而要回到学术单位奋斗。至于拥有企管硕士学历的奥布瑞，相信就算在商业界也可以维持良好的品格，于是嘲笑史帝芬是躲在象牙塔内的懦夫；史帝芬则不甘示弱地反讽奥布瑞，是占尽便宜的大肥猫。他们问我的意向，我回答即使真的去了大型律师事务所，也将是非常为难的选择。

　　“但是谁知道呢？”我说：“现在愈来愈多事情是不确定的。”

　　后来仔细想想自己说的话，觉得真是如此。随着闹轰轰的面谈季节，展望未来，我实在不知道，一两年后面对诱惑时，我能不能甘心放弃大公司的优厚条件，坚持自己想走的路。想着想，突然惊觉，怎么这么早就受到引诱，就产生怀疑？不愉快的感觉，顿时涌上心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