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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9日（星期四）
又是忙碌的一周，在法律技巧课上，我们必须为卡兹“提出诉讼”。每个人都得草拟一份状子；到了下星期，还必须代表另一方，为葛鲁门准备答辩。老天才知道，我该如何挤出时间来做它。
时间永远都不够用，一整周的睡眠时间，都在五六小时上下。案件本身，已经不再是问题，只要集中精神读过一遍，重点都能掌握得住。但是随着技巧的逐渐累积，要求愈来愈高，新的负担也就产生。教授们发下的作业愈来愈多，困难度也与日俱增。案例书中，写得愈来愈简洁，一些关键点都被编辑省略掉。前几天，契约法的一件案例最夸张，读了老半天，还搞不清楚究竟谁是原告。
在煎熬困苦之下，我的状况还算好，或者该说是好极了。对法律，依旧保持强烈的兴奋感；并且，渐渐地已经掌握住学习的模式，手边资料不再是一连串深奥难解的理论。在这里，有一些永久不变的矛盾存在——例如：法律对公民而言，享有绝对的权威，尽管时时刻刻不停地被修改，每个人还是得乖乖地服从。同时，我也看到许多哲学上两难的困境，其中一点是摩利斯常常提到的：法规的制定，一方面要具备普遍性，能适用于广泛的个案当中；另一方面，又须具备相当的弹性，能够适度调整，应用于案例的特殊情况。该如何在真确与有效之间，寻得恰当的平衡点，又不致沦为平乏单调的宣言（像是：“杀人者死”等）？
这些难题，在脑海始终挥之不去；虽然有时候，会怀疑过度思索，可能有导致精神分裂的危险。前几天，在餐厅里叫了个汉堡，突然脑筋闪过一个问题，买卖双方是否已经达成了协议？如果我此刻反悔，把汉堡退回，要负担怎样的损失？餐厅可以拿回所有标定的价格，还是仅仅汉堡本身的合理成本？
许多同学并不像我一样沉醉于法律世界。虽然大多数同学可能还兴致勃勃，但起码有三分之一的人，显然不能享受其中的乐趣。凯伦依旧每日以泪洗面；不确定的恐惧感，对很多人而言还是家常便饭。一些同学，觉得学校无聊透顶；另一些同学，对于竞争的激烈气氛，仍然无法消受。我想，或许同学们应该更诚实、更宽容地看待自己。这里的确鲜少有人，愿意不经心地混日子；但在各自奋力的情况之下，彼此排挤强出头的现象毕竟难免。
不管原因何在，我相信同学抱怨时是发自内心的。虽然已经不只一人怨怼地对我诉苦，说过去一个月来，是他一生中最痛苦的日子；可是同样环境下，我却想说，这段密集的奋斗经验，是我人生当中最美好的时光。
哥伦布纪念日的周末，安娜和我伙同另一对夫妻，大卫与琳恩，到纽约州北方的一个湖边度假，在那里大卫的家人拥有一间小木屋。我们除了受邀共赏湖光秋色外，也顺便让自己轻松一下。这可是进入法学院6周以来的第一个休假。
开车出发时，我和司机大卫坐在前座，谈的还是法律。抵达小木屋时，太阳已下山，因此要到隔天早晨，才能见到他们极力推荐的美丽山丘。原本以为只有什么宏伟壮观的景物，才能带引我离开法律的魔境；然而没想到，这个小小的休憩地，也充分达到了效果。我们漫步于山间小径，悠闲地钓鱼，在火堆旁小酌、聊天，其乐无穷。有时进城到处走走，有时远观小山遍野的秋色。
几周以来，第一次有机会心无旁骛，与老婆好好相处。对安娜而言，这一个半月也不好过。她在剑桥北方郊区，找到美术老师的工作。虽然工作环境很好，体力上的负担却满重的，经常弄得她筋疲力竭。一个星期要教700个小朋友，还必须把教材从一间教室搬到另一间。而我，在她极需人在旁加油打气，帮忙适应新环境的时刻，却一点也派不上用场。我很少在家，就算在，也是紧张兮兮地拼命读书。面对这种情况，安娜还时时保有宽容的幽默感。她对我说，这一年使用的是五年来美满婚姻的“积蓄”，其中包括爱情、关怀与谅解。姑且不论她的容忍度，我知道这一点也不好玩。她经常是孤单而疲惫的；此外，还有一大堆家事等着要做。
趁此脑袋不受法律煎熬的时机，能在一起共享欢乐是很重要的。
“你看起来很轻松。”星期日早晨，安娜告诉我：“很久没看见你这个样子了。”
没错，精神松弛的情况之下，身体也觉得舒畅许多。充足的睡眠，胃不再紧张地收缩，脉搏跳动减低，不再不自觉地冒汗。此刻，深深感受到先前承受的压力如何之大。在这里，我变成另外一个人，与6周前相同的人。我能开始想想其他的事。不再斤斤计较用字遣词精确与否，也不会老是分析一句话，试图找出背后隐藏的意图。在阅读书报之际，我也能欣赏这片美丽的山麓，观察一只忙碌的蜜蜂，在传递花粉时飞过我的头顶。
“我想，有人把我的脑袋瓜偷走了吧。”我这样告诉安娜。
与大卫夫妇，很晚才共度早餐。餐后，悠闲地翻看星期日的报纸。下午，我们四人一起去爬木屋后的小山。大卫与我越过一棵小树，之后的路没有着手支撑的地方，脚穿拖鞋的安娜和琳恩，便留在后头信步闲逛，然后走回木屋。我和大卫则迈步前进，直上山脊。
山顶上，可以俯视整个溪谷：湖水静静地躺在浮云之下，颜色深灰地仿若石板岩；倾斜的山坡上，则挥洒着千万种神奇的原始色调。我们俩都没有出声，安静注视着这一片自然。脑子又闪过这几周的苦日子。强烈的自我要求、成功、卓越与完美——这算不算也是种疯狂？我到底怎么了？老天，我究竟对自己做了什么？
忍不住问了问大卫，从前法学院第一年的心理状况如何。
“回头想想，”他一本正经地说：“那时的我，是疯了吧。”
“我现在恐怕也是一样。”我说。
“唉呀！别担心了，终究会过去的。”他继续回答：“并且，没人会看得出来，在法学院里，大家都一样。”大卫刻意压低嗓音，以长者的姿态拍拍我的肩，沉重地说：“你只是在学习爱上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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