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到外头，呼吸一下新鲜空气。此刻风和日丽，天气良好。坐在庞德大楼旁的砖壁上缘，我对着自己说：总算来到这里了，享有盛名的哈佛法学院，校友遍布美国法界，包括最高法院的好几个大法官、参议员，还有一个总统。许许多多数不清的大人物，对我们的现代生活产生了重要影响。

　　“绝对的第一志愿”，一个朋友这样称呼ＨＬＳ。春天时，他就一直鼓吹我来这儿。ＨＬＳ傲人的特点不胜枚举：它是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法学院，注册的学生总数最多（总共1800。包括研究生在内），超过65名的专任教授，无论量与质都独占鳌头。在法学教育本身，如果与耶鲁等竞争名校相比，ＨＬＳ课程的安排的确比较不具弹性，老师与学生人数的比例也略逊一筹；但无论如何，最近的一份调查显示，在大多数法学院院长眼中，哈佛教育还是排在第一位。

　　尽管哈佛光环如此耀眼，此刻的我并不真的满足。对法学院新鲜人而言，自我怀疑是个相当普遍的征候。我没有信心，自己的能力可否与哈佛光荣的传统相配；我甚至没有把握，选择法律这条路正不正确。就个人而言，进来法学院的道路迂回曲折。26岁的我，年纪大了许多；比起其他多数的法学院新鲜人，我花上更长的时间才决定研读法律。

　　期坦福英文研究所毕业后，我留下来担任三年的讲师。教授的课程是关于文学创作，平常课余也尽可能地写点东西。日子过得马马虎虎。但是，写作的过程当中遇到许多法律问题，渐渐地发觉自己对这玩意儿愈来愈感兴趣。它迷人之处，是我从前无法想像的。大学时代，反战与公民权运动正闹得不可开交，法律对我而言，不过是掌权者巩固自己优越地位的工具罢了。每当朋友下定决心进入法学院，我都抱着嗤之以鼻的态度。五年后的今天，想法已经大大地转变，法律并不仅是特权阶级玩弄的把戏，它其实与我们一般人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

　　无论你是要结婚、租房子，还是买车，都离不开法律。无以复加的影响力，着实令人咋舌。并且，当初遭我批判的朋友，现在都已经开始执业，他们对自己的工作相当满意，也成为我羡慕的对象。

　　1974年春天，我参加了全美法学院入学测验（Law School Admissions Test，简称LSAT），成绩相当不错，满分800分就拿了749分，差不多排在最前面的百分之一。尽管如此，我还是犹豫许久；因为实在放不下教书与写作的生涯，再加上考后没多久，我就接获通知，被另一所大学聘为助理教授。逼不得已，得费神好好思量，未来一生的职业规划到底该如何。最后的结论：如果对法律的浓厚兴趣不能满足，铁定后悔一辈子。

　　于是接下来的秋天，我填妥申请资料，投递到全美各地的法学院。当不只一所学校录取我时，又面临了另一个困难的选择。许多先前进哈佛的朋友警告我，ＨＬＳ规模庞大，课业繁重，有时会让人有透不过气的感觉；但是，它响亮的名气和丰富的资源，深深地吸引住我。况且，那些朋友进去时还是小毛头，一定比不上我现在的成熟稳重；再加上，60年代的环境大不相同，对法学院的期待与现在也许会有一大段距离。尽管如此，要做出决定还是很难。最后，与其说是深思熟虑的结果，不如说是向哈佛学历的金字招牌低头；另外还有个原因，我老婆安娜有志于中小学教师，而哈佛旁边的波士顿有相当丰沛的就业市场。

　　刚下决定不久，心里还是彷徨，担忧自己的选择是错的。毕竟要放弃教书生涯，也不是说舍就舍得的。一天，我把心中的犹豫告诉系上的好友，他其实也认真考虑过要进法学院。

　　“如果我真决定进法学院，”他说：“原因只有一个，就是去见我的敌人。这是很重要的。而且，如果我决定去会见敌人，一定往哈佛走，那里铁定有敌人存在。”

　　我勉强笑了一笑，心头有些狐疑，“会见敌人”到底是什么意思？怎么英文系的人，老爱用些看起来很有学问，但实在搞不清楚真正意涵的词汇？含糊归含糊，它的魔力倒不小，接连好几周，盘据在心中挥之不去。总括而言，我对要进入法学院的感受就是：对不确定感的担忧害怕，以及对迎接挑战、成功渡过难关、发掘新事物的期许。有了“会见敌人”这四个字的指引，不知不觉激发出旺盛的战斗力，我愈来愈相信自己的选择正确。

　　此时此刻，坐在砖壁上缘，重新思量一遍，心中更加笃定。没错，会见敌人是我想要的，只希望一切困难最后都能迎刃而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