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后，韩里发下第一件功课。一张由事务所老板下达的公文，上面列出某个特别的“案例”，要我们负责研读。所谓“案例”，是指从前法官对某件诉讼的审判报告。判决书上包括案情的描述、相关法律议题的分析，以及法官的裁决。报告中属于法官主观斟酌的部分，称为“裁量意见”；对法学院学生而言，各个案例的客观事实与法理裁量，将成为学习的重心。

　　几乎所有美国的法学院都采用“个案教学法”，透过对判例的研读、分析、讨论来学习法律。大多数案例，都是被告律师不服初判，上诉到高等法院之后的判决；因为这些案子多牵扯到法学上的定义问题，高等法院的裁量意见，是让学生学习如何做精细推论的好教材。

　　第一份教材是新罕布什尔州最高法院的一个判例。韩里要求我们仔细研读，准备在下一堂上课时讨论。看来，分量并不算重。

　　解散之前，韩里不忘叮咛我们注册、迎新剩下的行程：下午院长要来演讲，另外还有一场各组分别举行的啤酒宴会；明天就更忙了，小组聚会、上课，以及图书馆查询资料的训练。最后，韩里再语重心长地加了几句话。

　　“希望在未来的一年，你们能为自己保留一点时间。”他说：“虽然日子一定很忙，但不要一股脑地整个精神都钻在法律上；这点很重要，偶尔离开一下课业，才不会变成没有方向的书呆子。放心，出去呼吸点不同的空气，回来功课还在那里，不会跑掉。”

　　我心想，这点倒不用担心，在加州的五年，我早练就一身忙里偷闲的工夫了。

　　韩里讲完话后，大伙到前头拿了指定作业，就不约而同往地下室走。据韩里表示，正式课程的先修作业已经公布在那儿了。

　　法学院从第一堂课起就正经八百，不像从前大学时代的课都还有个轻松的“开场白”；显然这里的老师不用为了怕学生退选，先来一段偏离正题、伶牙俐齿的脱口秀。学校发下来的资料明白写着：“开学第一天就是正式上课，没有介绍式的引言。”并且，课前就有指定作业要读，同学得在星期一上课前做好充分准备。

　　教“刑法”的马恩教授，只指定了一章阅读教材；但佩里尼教授就不同了，长篇大论地规定以下的功课：

　　上星期一的课之前，要先读好指定教材——保德瑞吉与佩里尼合编的《契约法案例选集》，第1页到43页。另外，还有第46页的“赫尔利对艾丁费尔德”案件，以及50页上“波克基普吉收购公司对波克基普吉报社的案件”。

　　所有指定和补充的教材，都要带到课堂上来。

　　并且，所有指定的功课都得仔细精读。

　　这可不是好惹的。当我正抄写规定的作业时，旁边有个同学叹着气说，他已经稍微翻了一下教材，不好读，至少得花上好几小时。抬起头，再看看佩里尼的宣告，发现仔细精读几个大字下头，还特别画上了两条线。

　　回到楼上时，院长已经开始演讲。对新生的欢迎辞，不外乎是一些劝勉的话、蕴含大道理的小故事；但院长说起来，倒也生龙活虎，有声有色。他提醒我们，几乎所有执业的律师回想起来，都觉得法学院的第一年，是法律生涯中最具挑战的一年，我们一定得善用这一段时光。解散后，同学纷纷走到哈克活动中心后头的草皮，每一组各据一方，边喝酒边聊天。

　　除了在走道上打打招呼，随便寒暄几句外，这是头一次大伙有机会认识彼此。组里的同学显然迫不及待，热切地找人谈话，打探对方的背景，交换来到法学院的心得。我遇到的同学形形色色，有曾经担任国会助理的，有在纽约法律界工作数年的，有拿过全美空手道冠军的退役军人，当然还有一群大学时代就在哈佛念书的家伙。另外，那位我注册时就特别注意到的医学博士，她轻描淡写地告诉我，离开加州大学来到这攻读法律，“纯粹是为了好玩”。

　　组里同学在各行各业的成就，真叫人傻眼。差不多有五分之二的人，大学毕业超过一年；但显然地，没人闲闲地蹉跎岁月。不是拥有其他高等学历，就是已经事业有成。根据后来对同学的认识，知道组里有一个银行投资业者、一个建筑师、一个科学家、一个农场主人、三个记者、三个社会工作者、几个生儿育女的妈妈、几个大学讲师、几个退伍军人，还有许多生意人、许多曾在政府单位服务过的高阶公务员。直接从大学毕业进来的同学，也都非同小可。他们的在校成绩，比我们这些在社会上混过的更加出色；年纪轻轻，多半是各顶尖大学名列前茅的佼佼者。

　　班上同学不仅学经历耀眼，与他们相处几周之后，就可以感受到一股说不上来的魔力。从前大学时代，不是没有与厉害人物接触过；但再怎么样，也不曾像现在置身于一个人人光芒四射的团体。同学个个能言善道、活泼外向、亲切有礼，又同时能把精力与才华表现得淋漓尽致。从前曾被警告过，法学院的学生在功课的竞争上，心狠手辣、不通情面；不过此刻踏在哈克草皮上，酒酣耳热之际，倒觉得自己像是个幸运的太空人，即将与一群再优秀不过的同伴一道出发探险。

　　这种感觉其实并不夸张。要知道，ＨＬＳ筛选的过程可是严苛得很。近10年来，竞争法学院入学许可的情况尤其激烈。根据统计数据显示，从1964年以来，投考ＬＳＡＴ的人数已经增加四倍；从1971年以来，实际申请法学院的人数，每年都以倍数增加。

　　法学院炙手可热的原因很多。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婴儿潮、征兵的停止、大学教职市场的萧条导致其他研究所乏人问津等，都是重要因素。另外，越战、水门案件等国家大事，也让许多人感受到法律无以复加的影响力。然而，申请人数骤然上升最主要的理由，或许应该是从前几乎被排除在外的女性、少数族群，随着大环境的改变，一窝蜂地赶来接受法学教育。

　　法学院人数的增加，自然造成律师数量的暴涨。1974年，刚毕业的新科律师高达3万名，比10年前的数字要多上三倍。不幸地，法界就业市场的空缺并没有大幅增加；根据劳工部的估算，同年大概只有16500个工作机会给新出炉的律师。

　　僧多粥少的情况，让知名法学院的入学竞争趋近白热化；因为只有从哈佛、耶鲁、密歇根、哥伦比亚、芝加哥、斯坦福、加州大学、宾州大学、弗吉尼亚等排名最前头的法学院毕业，才能确保工作饭碗。哈佛现在大概每年都有六七千个申请者，奋力争夺区区的550个入学机会；耶鲁、斯坦福的情况更糟，3000人申请，只录取165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