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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好，隔天早上的法律技巧课，让我心安不少。25个学生的小组，加上韩里平易近人的授课方式，气氛轻松得很。首先，他把一份关于孟菊案例的摘要样本发给同学。看了看，虽然与我的草稿相差十万八千里，但至少从今以后，有个依据可循，不会再像无头苍蝇般蒙头乱撞。接着，韩里慢慢地解释个案的来龙去脉，前晚堆积的疑云总算逐渐散去。照韩里的讲法，全美有51个独立的法院系统，除了联邦系统外，各州都有各自的规定。不过基本而言，并没有很大的差距，各系统都包括了三个层级。第一阶是初审法庭，由法官或陪审团裁决争端；第二阶是上诉法庭，在初审中的败诉者有权提出上诉，交由高等法官处理，如有不当之处，可以驳回初审的判决；第三阶是最高法庭，重新审理上诉法庭中深富争议的案子，通常要不就是议题复杂，要不就是相关法条疑义重重。
不管是在联邦系统还是州系统，几乎所有上诉法庭和最高法庭审理的案子都会出版；可想而知，分量多么惊人。韩里把一些常用的标注方法告诉我们，将来才知道如何去查形形色色集结成册的判例书。透过韩里的讲解，我已经能从昨晚的迷宫中走出，真正体会到状似混沌的案例中，其实蕴涵着清楚的规则与道理。
与个案辛苦奋战的经验把我从梦中打醒，法学院第一年的种种，不再是茶余饭后的趣闻轶事，而是即将要亲身面对的现实。挫败与胆怯的深切感受，紧紧地围绕在心头。尽管努力尝试自我消遣来松弛紧张的情绪，恐惧的愁云还是挥之不去。
一点钟，我们小组要与新生顾问委员会的彼得碰头，听听他宝贵的意见。彼得试图公平陈述每件事的优缺点；有了前晚惨痛的经验，我特别注意他时而发出的警告。比如说，班上同学人才济济，共同学习的加乘效果显而易见；但另一方面也造成同侪之间很大的压力，无论是课堂的表现，或争取入选《法学评论》的编辑（译按：意指学术期刊《哈佛法学评论》，哈佛学子在讲这份刊物，常会省去“哈佛”两字），竞争都十分激烈。
对于任课老师，彼得也提出了一些正反两面的看法。大体而言，师资水平还算高标，不过有些教授并不好惹。最受欢迎的，恐怕非摩利斯莫属。
“他才31岁，很好相处，并且非常非常聪明。”据彼得透露，摩利斯23岁就从哈佛法学院毕业。在校期间，功课一直名列前茅，平均成绩创下法兰克福特（Felix Frankfurter，译按：1882～1965，美国最高法院首席法官，威尔逊总统出席巴黎和会时的法律顾问，美国的犹太复国主义者）以来的新高点，并且还担任《法学评论》的主席。毕业后，在美国最高法院的司法部门工作一年，之后担任农业联合组织的法律顾问。“他学习能力之强，无人能比。”彼得最后加了一句。
至于教“侵权行为”的吉格曼，彼得几乎一无所知，只听说他是离职许久的回锅教授。教刑法的马恩，彼得曾修过他一门课，看来反应平平。马恩是从前纽约南区的检察官，博学多闻，只可惜上起课来不清不楚。
最要小心的是佩里尼教授。
“棒是棒，”彼得说：“但非常难应付。我在法学院新鲜人的时候，他第一次点到的同学恰巧是全美辩论比赛的冠军得主，没想到，佩里尼才听不到40秒钟，就叫他闭嘴坐下。”
彼得再三叮咛，上他的课之前，一定要有万全的准备。精读个案，字字句句都要斟酌；如果觉得不对劲，就干脆别去上课，要不然，被佩里尼当众羞辱的难堪经验，保证一辈子难以忘怀。
接着，到图书馆听取关于查询资料的演讲报告。同样地，听到的消息有好有坏。馆员迅速介绍一些重要书籍的所在，并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以及为什么会用到它们。其中包括州法律、结集成册的案例书、学术论文、百科全书、期刊、参考书目等等。如果你知道如何善用图书馆，各式各样的法律疑难大多能得到解决；但是另一方面，查询资料的技巧，不是像今天四处参观走走，听取简报之后就能具备。一定要亲身经验，跟馆员交换意见，碰碰钉子，尝试再尝试不可。
这并没有吓倒我。既然已经来到这儿了，我决定努力去做。几天下来，知道前面的路并不好走，但旺盛的战斗力驱使我勇往直前。视线所及，尽是艰困的挑战；不过伴随着艰困的，却是享不尽的资源。探险吧！再大的险阻，都是为了更丰硕的成果。
接下来的周末，我拼命苦读，不愿再经历前晚的那种无知困惑。先把契约法与刑法案例的大纲整理好，然后翻出佩里尼交代下来的两份个案，反复咀嚼。我花了很大心力做案情摘要，字字精读，左思右想，不愿意遗漏任何面向。为了应付被抽点的可能，面对镜子自我练习是免不了的。裁决意见中出现的词汇，我每个都查过字典，清清楚楚牢记它们的定义。
佩里尼，放马过来吧，我已经做好万全的准备。
自我沉浸之际，一个敌人已经在不知不觉中俨然成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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