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到20世纪90年代末，朱雷安还从来没有离开过青田乡村的稻田。他父亲于20世纪60年代去了香港，把带着他和一个弟弟、姐姐的妻子扔在了老家，20年间，几乎是音讯皆无。好消息是突然到来的：20多年没照面的在香港的父亲，通过蛇头给他和他的弟弟办好了去非洲刚果的签证。当时没有中国和刚果之间的直线航班。要从中国去刚果，需要途经巴黎戴高乐机场转机，刚果签证的全部奥妙就在这里。

　　当父亲的让他哥儿俩马上起身。这时朱雷安已经结婚了，老婆是个黑瘦黑瘦的邻村姑娘，而且有了两个女儿，为了生个儿子，他老婆去了外地亲戚家藏身，以免被结扎。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和村里几家幸运的邻居一样，也能有机会成为出国队伍里的一员。但他家实在很穷，用他自己的话说，只知道在田里出苦力，哪里能去筹集十几万的偷渡费？蛇头在他家门口等着，他和弟弟洗去汗水，剃个头，换上一身别别扭扭的西服，让家里人有机会和藏身外地的老婆打招呼，和另外三个老乡，跟着蛇头就出发了。

　　19个小时后，飞机降落在法国戴高乐机场，按原定方案，是利用等待转机的十几个小时离开机场。蛇头这样做，自然是有成功的先例。一行人在一个空姐的带领下，企图说服边检人员放他们过境，借口是去机场外吃顿饭就回来。尽管空姐很是自然松弛，但是这回马脚实在是太大了。她身后四个穿着西装、脸上堆着谄媚笑容的中国男人立刻引起法国边防警察的警觉，不仅没让他们出境，而是立刻把他们关进一间办公室，十多个小时后，把他们“押送”上赴刚果的飞机。朱雷安就这样到了非洲，而且一待就是六个月。六个月的非洲生活留给朱雷安深刻的印象。

　　“到了刚果，下了飞机都不知道去哪里。找到了人，就住下了。我在中餐馆里打工，没有人吃饭，什么工都没有。喔啦啦，穷死了。那些女的真不得了，黑得要死，进来，一坐就坐你腿上，喔啦啦，吓死我了，吓死我了……”我仔细问才问明白了，原来是领队的蛇头找到了个在刚果开餐馆的老乡，就临时在那儿落脚。